山西限权一把手不再分管人财物 制约领导一言堂

专家解读：打破制度藩篱的改革应该鼓励，制度性限权之后的制度性问责同样重要

针对上述基层干部的疑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不必过分放大和担忧。“任何制度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打破制度藩篱的有益改革尝试，应持一种积极而包容的心态而非求全责备，在引导其发挥主要积极功效的同时，研究解决不完备之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

“各地此类探索不少，山西能率先在全省范围就5种涉及重大利益的具体事项作出明确限制规范，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制度探索。”强世功分析，当前“一把手”腐败案件屡有发生，首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健全的制度配置有助于分散“一把手”过分集中的权力。当完善的制度将过分集中的权力重新分配，形成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时，权力运行科学化、民主化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对‘一把手’限权，关键还要看如何实施和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使用何种办法、通过什么手段限权，是关键一环；此外，制度性限权之后的制度性问责同样重要。

西北大学法学院研究员高杨也认为，分权后的领导集体内部监督如能切实起到作用，威力是巨大的；但同时配套的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方面监督力量仍然不可或缺。“在对‘一把手’规定限权分权的同时，纪检、组织、编制等相关配套制度也应在合法合规底线内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分权限权顺利实行。”

“中央已将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作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目标，因此，如何用好各地对‘一把手’限权的经验和教训，适时将各地成熟的制度建设探索上升为党内法规，已成为一个不应回避的课题。”强世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