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纾解“延迟退休”焦虑：在化解担忧中完善机制

如何纾解“延迟退休”焦虑(人民时评)

鲍 丹

从公众的担忧处发现问题，在化解担忧中完善机制，应当是攻坚期决策的理性选择

对舆论高度关注的“延迟退休”，有了来自权威的最新回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延迟退休政策将采取小步走、渐进式，并承诺新政策将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现状和诉求，提前若干年预告，让公众、特别是相关群体有必要的准备期。

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之后，主管部门首次对延迟退休作出的正式回应，令许多担心该政策会“马上到”、“一刀切”的人松了一口气。众议纷纷之时，这种考量全局的承诺、渐进式的改革节奏，彰显了改革进程中对民意的尊重，也体现了一种稳妥的改革方法论。

改革本身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今天，利益调整不再局限于“试验田”、“特遣队”，而是涉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许多政策都会引起关注，甚至引发争议。延迟退休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论是最早的动议，还是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乃至中央文件里的表述，哪次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处于改革攻坚期、深水区的政策，其制定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可见一斑，对决策者的担当、智慧和勇气，提出了更高要求。

就延迟退休而言，虽然从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的大趋势看，改革势在必行，但何时开始、怎么执行、配套政策如何跟上，都需细细考量、慎重决定。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但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最佳时间点在哪？在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当下，延迟退休会不会加重就业难……类似问题，牵一发动全身，都应该通盘考虑。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还要看到，应对人口老龄化，并非延迟退休“华山一条路”，也很难做到单兵突进。政府部门在研究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应该多管齐下，比如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养老保险结余资金收益率等。

“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延迟退休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要重视倾听不同的声音，找到最大公约数，解决好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人的寿命有限，延迟退休就是让我们多交晚领，说到底还是个人吃亏。”这样的质疑表明，如果养老保险制度中“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缺位，人们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认可度、接受度，就不会太高。

“工作本就难找。延迟退休意味着岗位更少、年轻人工作更难寻。”这样的担忧提示我们：需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培育适合中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同时，彻底打破“铁饭碗”、推行能上能下的灵活用人机制，如此，才可能顺利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同意延长退休年龄的，恐怕都是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吧！”这种猜想的背后，反映了人们对行业收入分配不均的焦虑，对“谁会受益”的担心。也因此，加快收入分配的改革，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可能保证民生政策赢得民心。

显然，今天的社会，不同群体的诉求复杂多样，矛盾交织交错，要确保政策科学、合理、可行，从前那种“几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想办法”的研究机制显然行不通，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充分吸收民意必不可少。从公众的担忧处发现问题，在化解担忧中完善机制，应当是攻坚期决策的理性选择。我们期待，延迟退休的决策过程成为攻坚期改革的一个成功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