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机关无编制上班十年：每月生活费500元

像河北邯郸的姚振红一样，政府机关有很多没有编制的工勤人员，他们如浮萍一样“漂”在机关——企业出钱“用人”，机关享受服务“用工”；也有的职工则没有任何身份，工资低、无社保，因盼着转正，“心甘情愿”地在机关里工勤岗位上熬着。

对照今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河北省企业权益保护规定》，政府机关长期借用企业人员，由企业负担工资和社会保险，等于变相从企业“揩油”，也损害了像姚振红这样的职工的合法权益。

一个司机的“三个身份”

姚振红有三个“身份”：工作岗位是小车司机，他的兜里还揣着下岗证——《再就业优惠证》，在机关公文里，他的第三个身份是“帮助工作人员”。

姚振红是河北邯郸县人，1987年参加工作，曾在无线电一厂等单位工作，后调入某报社发行部门，身份是工人。1998年，他以“五联单”的人事手续，调入邯郸市乡镇企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在调动手续上，有报社及上级单位、劳动局、开发公司和其上级单位邯郸市乡镇企业局(以下简称局机关)的公章。同时，他也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手续。

“名义上我是开发公司的职工，但是在那个单位我一天班也没上过，就到局机关当上了小车司机。”姚振红特别强调的是他到局机关办公室当司机后，侧重服务的对象是局副书记、纪委书记及其主管处室。2004年，乡镇企业局变成了邯郸市中小企业局；2010年，中小企业局与其他部门组建了邯郸市工信局，姚振红的工作岗位始终未变。2010年，因为副局长王某的司机调离，姚振红又开始为副局长开车。2012年2月，副局长王某调离，而此时姚振红的年龄大了，身体差了，也就不再“盯”领导了。

姚振红在单位落下了老实、听话、肯干的名声。2010年3月31日，中小企业局纪委书记在给局党组的《请示》中写道：“姚振红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奋肯干，受到了局领导与机关同志的好评。”2012年2月16日，工信局副局长在《姚振红同志在市工信局办公室工作表现的证明》上写道：“该同志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尊重领导、乐于助人、技术熟练、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

工作挺风光，收入却一直很低。最初，姚振红的工资由开发公司支付，局机关每月发给200元“车补”，后来涨到了300元。开发公司由乡镇企业局开办，经营收入就是向下属单位收管理费。国家禁收管理费后，开发公司没了收入，发不出工资了。2005年1月，开发公司因没有按规定进行工商年检，营业执照也被吊销了。2006年底，经当时的中小企业局领导协调，邯郸锅炉厂(后改制为邯郸锅炉制造有限公司)领导同意，每月给姚振红提供500元的生活费。但是，锅炉公司不同意接收姚振红，因此没为他办理人事档案转移手续。后来锅炉公司搬迁、改制，姚振红的生活费也曾中断发放过一段时间。

明明有一份工作，相关材料却显示姚振红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3月，开发公司为姚振红办理了《再就业优惠证》，也就是人们俗称的“下岗证”。2009年10月，有关部门为姚振红换发了《就业失业登记证》，登记证上“就业或失业”一栏则填写的是“失业”。

普桑、奥的、帕萨特……十多年过去了，姚振红开的车换了又换，坐车的领导也换了又换，但是，他的身份却一直未变，在机关里是“帮助工作人员”。

多重压力下依法维权

姚振红说，在局里当司机十多年下来，因为吃饭不准时，他患上了胃病，医生说他是浅表性慢性胃炎和反流性食管炎，再者因常要开车窗吹风提神，他还落下了左侧风湿性头痛的毛病。因此，他天热不敢开空调，天凉早早就穿上厚衣服。

他收入最多的时候，每个月能挣七八百元钱，少的时候只有二三百元。作为顶门立户的男人，姚振红在家人和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外面的朋友根本不相信他挣这么少——“跟的都是领导，开的都是好车”。妻子原是纺织厂的工人，每月工资也就大几百元钱。2009年企业破产后，妻子靠办“小饭桌”挣些钱，可到了2011年，因学校校门的朝向变动，来的学生也越来越少，“小饭桌”办不下去了。

收入不多，家庭开支却在变大：女儿就读高中，教育开支越来越大；早些年买房时向兄弟姐妹们借的钱要还，老人年纪大了需要赡养……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2012年10月8日，二人瞒着女儿，在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因为没有其他住处，前妻是“离婚不离家”，两人仍居住在一套房子里……

家庭生活频陷危机，指望领导出面解决身份的希望又一次次落空，工作岗位也成了“打补丁”的。老实得有些木讷的姚振红渐渐变了，从2012年春天开始，他一次次给邯郸市主要领导写信，反映自己从2001年到2012年这12年来，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等问题。一次，他在市委办公楼见到了市委书记，书记接了他的《情况反映》，当即通知工信局领导来市委机关，明确要求解决姚振红的工作和社保问题。

今年1月14日，邯郸市工信局拿出一份关于姚振红诉求的解决方案，姚振红在上面签了字。该方案共8条，主要内容大致如下：市工信局负责将其劳动关系从开发公司转移至锅炉公司；社会保险欠缴款项由锅炉公司先行支付，其中个人缴纳部分视为姚振红从该公司的借款；锅炉公司为姚振红安排适当工作，按月从其工资中扣还上述借款；2010年10个月和2012年8月~12月份的每月500元生活费，一次性支付给姚振红。

今年3月，姚振红在局机关数名干部陪同下，来到锅炉公司报到，并办理了人事档案转移手续。4月，姚振红与锅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6月份，双方又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姚振红说，一是挣钱太少，只有1000多块钱，二是离家太远，而最主要的是，他担心锅炉公司将来按方案扣款后，他基本上就不剩什么钱了。

机关“用工”不“用人”

“给机关干了12年，还要靠今后打工还账，医疗保险也没有，这也太不公平了！”姚振红说，他感谢曾经帮助过他的领导和同志，“但是，这么多年没有名分地工作，市工信局应把我应得的工资报酬还给我。”

今年7月1日，姚振红一纸申诉书，将邯郸市工信局告上了劳动人事调解仲裁庭，要求工信局支付12年来欠发的工资、补缴医疗保险费等。工信局则主张，开发公司是姚振红的用人单位，其与姚振红不存在劳动关系。开发公司虽然营业执照被吊销，但是没有注销，仍然存在法人主体资格。

今年10月22日，邯郸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为，姚振红的劳动关系分别与开发公司和锅炉公司建立，与工信局仍是借调关系。开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仍然具有承担债务的主体资格，如开发公司不支付，姚振红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对开发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裁决书最后裁决，驳回申请人姚振红的仲裁请求。

11月14日，邯郸市工信局办公室主任刘亚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姚振红和其他没编制人员一样，均属来帮忙的借调人员。只是别人都有用人单位，而姚振红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所在的开发公司，是典型的‘无场地、无经营、无收入’的三无单位，为了解决他的问题，局领导没少努力，不仅给他补缴了社保，今年3月份又把他安排到了锅炉公司工作，但是他干了没俩月又不干了……”

前不久，河北省政府刚刚出台了《河北省企业权益保护规定》，工信部门是企业权益维护的主要责任部门，机关这样只“用工”不“用人”，将用人负担交给企业，显然与规定不符但工信局办公室负责人却说：“这一规定与姚振红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据了解，目前河北机关工勤人员分为在编和非在编两类。非在编工勤人员又分为：单位聘用的、部门聘用的以及借用其他单位的。一般单位聘用的工勤人员和借用人员的社会保险能够按规定缴纳。工勤岗位上真实的人员数量、待遇水平等，尚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河北省总工会法律人士认为，行政机关由国家财政供养，办公经费完全能够保障。机关长期借用企业人员，由企业负担工资和社会保险，等于变相“揩油”，这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也损害了像姚振红这样的职工的合法权益。

姚振红的劳动纠纷案并非个例,在政企不分、权力寻租的阶段，一些企业为了办事方便，一些职能部门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常有将企业职工借调政府机关“帮忙”的事儿发生。这种情况河北省有，其他省市也常见。笔者相信，这种现象会随着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政府职能逐渐转变越来越少，但已经发生的问题，因此引发的劳动争议却不能不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并采取积极办法加以解决。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日新月异，历史会被人们渐渐淡忘，也许不需要多少年，人们就会问“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另一方面，纵观已往，一旦成为历史问题，解决起来就会愈加困难，其结果是，那些为企业、为政府默默服务多年的“帮助工作人员”，可能就成了历史积案的牺牲品，成了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一个职工群体。这方面，我们有许多经验可寻。通讯员季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