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问题衍生新难题：德国新纳粹主义崛起

尽管弗里德曼的努力收到了大量学术期刊相当积极的回复，仍不乏有一些批评之声。在德国，新纳粹主义分子的袭击发生在2000年到2007年间，而此时正是德国GDP看似健康提升的时期。但实际上，弗里德曼的同行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在这个方面。首先，弗里德曼并不认为个体在容忍性上的上升和下降总是能被经济指标解释，他也不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的观点是，当回顾历史时，总有相互关联的东西。例如，在给美国经济学会的演讲上，他曾指出在前五年，“美国真正的GDP增长是平均每年2.6%。”在这些年间，收入中位数“没能跟上通货膨胀的脚步”。因此“生产增长的果实被大幅度抵消，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或多或少地看到他们的收入减少。”

批评家对弗里德曼所暗含的观点提出更多异议：经济增长真的是万灵药吗？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阿夫纳 奥佛（Avner Offer），为《经济学历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写过对弗里德曼的书的书评。他觉得弗里德曼在处理“增长失调”上做的不够。奥佛认为，在一个像美国一样富裕的国家，“再分配”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关注焦点。来自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的阿米塔伊奥尼（AmitaiEtzioni）指出，“很有可能的是，人们挣得越多，他们的欲望也会随之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拿自己和更为富有的人比较，因此变得不那么满足，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定程度也会降低，而不是相反。”他指出，“特别在发达国家，高经济增长”总伴随着牺牲。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世界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给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特别清楚的说法：尽管经济学家们总是认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的正义，“但纵然这种说法在过去是正确的，但是在未来却不一定”。首先，外部环境开始成了一个问题。美国的财富的增长是否带来了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对此施蒂格利茨并没有百分之分地肯定。

对弗里德曼的这样一个大胆的理论，人们并不完全是批评。甚至有些评论家们认为弗里德曼的理论相当正确。此外，现在已有证据来支持弗里德曼的理论。这套理论能否运用在德国身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那些数字。根据德国联邦内政部数据，尽管在德国，右翼政治动机的犯罪活动从2009年到2010年有所下降，德国的新纳粹主义分子数量以及他们举办的示威互动，事实上创同时期历史之最。正如我在前文指出，去年，德国当时的中央银行行长，蒂洛萨拉辛（ThiloSarrazin）所写的一本书在社会上激起千层浪。他在书中提出，没有融合的、未受教育的移民给德国造成了确实存在的威胁，而教育良好的德国人需要和他们远亲繁殖。

在经济上，现在德国的危险是，即便德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强劲，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许正在滑入低谷。通过从国家经济中拿钱来解决债务危机，紧缩措施看起来让增长更加迟缓。欧洲经济强国之一的法国，在最新一轮紧缩措施宣布之前，下一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已从1.75%下调到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