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问题衍生新难题：德国新纳粹主义崛起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11月15日发表高级助理编辑海德尔 霍恩（Heather Horn）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和移民问题加重了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并新纳粹主义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2011年11月初，德国当局确认2000年到2007年数起发生的谋杀外国人的事件和新纳粹分子有关。此事引发德国上下一片震惊。该事件让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很早就做出反应，而且措辞强硬。她称这些袭击是德国的“耻辱”，并承诺对此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欧债危机还没过去，在紧急援助问题上，默克尔必须坚持现行政策并鼓舞德国人与其他欧洲国家步调保持一致。

这两个话题，有可能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毫不相干。

在一本出版于2005年，名为《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的书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对这种联系有过有力地探索。当时，他想解释一下为何关心经济，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涉及新重商主义贪婪性的问题。他在书的开篇写到，“我们如此明显地关心经济增长，对还是不对？”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仅仅让我们更为富有，也让我们的社会更宽容。但是如果事情向相反方向发展，经济不再增长了呢？

在那本书和基于它的演讲中，弗里德曼回顾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他认为，经济增长与自由民主的推进间有很强的联系——例如，保护公民权利的法案容易诞生于经济增长的时期。相似的，经济停滞与种族、民族或宗教紧张、暴力也有很强的联系——反移民的情绪和反移民立法也容易产生在经济萧条时期。

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人们用两种方式来评断他们的生活水准：是否比先前生活得更好和是否比周围的人活得更好。但是，正如弗里德曼在2006年给美国经济学会的演讲上解释道，这两种评断方式是相互替代的。他说，“在这两项基准中，如果人们感觉在一个方面是前进的，那么他也不在乎在另一个方面是否有所改善。”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例如因为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就不再关注是否比邻居活得好，而是减少怀疑并对身边事物更加宽容。弗里德曼相信，这才是宽容和其它民主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得到宣扬所遵循的原理。

但是，在另一面，弗德里曼也谈到，社会上的一大部分人认为只有经济上取得进步，他们才拥有在政治、社会以及最终道德等前文所述方面上前进的社会环境时，接下来“不论这个社会多么富有，体制多么健全，当这个社会的大部分公民感觉不到经济向前进步的时候，社会也会发现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处于危机之中。没有社会可以幸免于这样的场景。他们的进步是建立在“政治、社会和基本道德的维度下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没有一个社会，哪怕它变得非常富有、机构非常完善，当大部分市民失去了对经济发展进步的感觉时，仍能对处于危险的基本价值观视而不见。

换言之，如果欧洲经济陷入衰退，或者只是继续当前的停滞和不稳定状态，甚至知识，德国人接下来就应该要好好担心一下这些针对移民袭击了。根据弗里德曼的这个理论，造成这些袭击的情绪正面临不断增强的危险，而不是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