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文章：日本“分裂性外交怪癖”伤害中朝

【《日本时报》网站11月22日文章】题：日本的外交政策怪癖(作者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格雷戈里·克拉克)

1972年，日本《每日新闻》记者西山太吉因为泄露了一项日美秘密协议而被提起公诉———据称根据该协议日本要承担美方把冲绳岛主权移交日本的400万美元费用。日本政府坚称不存在秘密协议。

日本品德口是心非

400万美元并不是一个大数目———而此后所披露的美国档案显示，两国之间秘密协议的金额超过2亿美元。但是即便在美国根据法定的25年解密条例公布了那份400万美元协议的文本，东京继续坚称不存在秘密协议。但是你又怎么能对一个泄露了一份你声称不存在的文件的人提起公诉呢？

2006年，解密文件被电视台展示了出来，同时上电视的还有前外务省北美局局长吉野文六。在那份文件的下方有吉野的签名。早先在外务省任职的时候，吉野一直否认文件的存在。但他在退休后却欣然在公众面前承认文件上的签字确实出自自己之手。然而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仍坚持说该文件并不存在。

我们经常被告知日本品德中“真心话”与“场面话”的两面性———即让人们在明知某件事情是正确的时候却偏偏要说相反的话的性格。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无疑是太过分了。

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1951年日本签署了《旧金山和约》，条约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权利和主张。在1951年10月19日接受国会质询时，外务省法律事务局局长西村熊雄承认该条约中提到的千岛群岛包括南千岛群岛的择捉岛和国后岛。

然而仅仅四年后，东京就开始坚持认为这两个岛屿不包括在条约内，而是所谓北方领土的一部分———日本声称北方领土是本国领土。至于西村的说法，不同的官员纷纷在不同场合坚称这种说法只是针对国内，是口误，已经被否认，抑或根本就不存在(尽管我手上有当时国会档案原件的副本)。

中朝同样受到伤害

中国同样受到了这种分裂性外交怪癖的伤害。在1972年和1978年的时候，在与北京就建立关系进行的谈判中，东京和北京显然都在口头上同意搁置东海中的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报注)的所有权问题。甚至在场的日本记者和前外务省官员都承认当时有过这一协议。但是东京却矢口否认有过这样的协议，甚至准备好接受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对抗。

对于朝鲜，日本似乎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先是日本违背了2002年许下的在当年被允许访问日本的5名前被绑架人员应该返回朝鲜与家人团聚的诺言。接着日本不顾种种科学证据，坚称对某些烧焦尸骨的未必可靠的DNA测试证明朝鲜关于已经不再有被绑架人员在朝鲜的说法是谎言。在此基础上，日方制裁了朝鲜，并收回了在朝鲜设立一个必要的办事处以调查是否真的还有更多被绑架者的诺言。

为了在与中国日益严重的对抗中寻求盟友，东京充分利用了它与西方共有的民主价值观。这些重要的价值观中有一点是愿意争论和接受相反观点。但在日本，批评意见是不受欢迎的。东京现在正对其教科书进行修订，以便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提出日本官方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吗？它们似乎更接近于日本所批评的中国等非民主的独裁社会的价值标准。

鸵鸟政策于事无补

东京怪异的行为似乎与各种因素有关。其中之一是洁癖因素———即希望把丑恶掩盖起来的病态。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当它被用来破坏或掩盖关键的文件时却不是这样。另一个因素是我在撰写关于日本的文章见识到的那种信条，它认为日本是一种现实，而世界其他国家是另一种现实———即孤立主义、鸵鸟政策的病态。于是，媒体披露的西方大国的全球间谍活动被不以为然地说成是外国的某种怪异举动，尽管日本也是其受害者。接下来还有奇怪的“言灵”观念———即认为言语本身会显灵的看法。因此，不断重复的口头表白可以改变事实，即使这些表白是不真实或不肯定的。而否认则具有相反的效果，所以应该受到压制。

所有这一切让我回忆起我曾在“核村庄”安全委员会度过的那些日子，那些委员会里的人们似乎认为，如果他们不断地重复核安全咒语并对批评不予理睬，那么日本就不会遭受到事故。把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说出来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事故发生。同样，我们被告知，核事故是某种发生在别人、而不是日本身上的事情———这又是鸵鸟政策。

我们现在意识到，对于核能计划的运营来说，这些并不是很好的方法。同样，它们也不能导致出色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