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赫鲁晓夫公开指出中国“大跃进”的危险性

由“沉默”到公开评论

1958年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再“沉默”，开始进行公开评论。

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公开评论是1958年12月4日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赫鲁晓夫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提出:是否会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而其余国家还远远落在后面呢?他回答说:“这种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理论上比较正确的推断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将大致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他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然，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赫鲁晓夫在这个报告中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了解情况的人一听便知道他的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也是给苏联广大干部打“预防针”，防止他们模仿中国。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时，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