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设立“国安会” 专家称中日关系受负面冲击

11月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法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常被认为是日本版的NSC,顾名思义，它在功能和结构上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日译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将统筹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一个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指挥中枢正在形成。日本安全保障会议的成立为何会在日本以及海外引起如此重大的反响？该机构的成立又会对陷入低谷期的中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安倍晋三作为一名保守主义政治家，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是他的既定目标。早在其第一任期内(2007年)就已经实现了将防卫厅向防卫省的升级，同时在该任期内也提出过要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主张，只是被其后的政权所搁置。这次安倍晋三重新问鼎首相宝座，必然会按照既定的路线图统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版NSC的成立给日本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会不会必然地导致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方向发展？关于这一点，日本国内舆论已经基本上认可了这一趋向。保守的右翼分子对自民党此举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知道这向日本的军事大国梦又迈进了一步；进步的左翼人士则只能无奈地对这一行径表示愤慨和谴责，却丝毫不能改变现状。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已然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为日本外交、安保领域政策制定的指挥枢纽，从某种角度来看它相当于日本安保政策制定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日本政府为了回避民众产生对战前军国主义的联想，而用了相对比较温和的定位，即将安全保障会议视为日本外交、安保政策制定的“司令塔”。

第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置是否会对当今日本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多数日本有识之士还是对此表示了担忧。随着安全保障会议的成立，日本在外交、安保领域的政策制定权将集中在包括首相在内的少数阁僚(首相、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相)手中，内阁会议以及议会在这类核心领域的功能形同虚设。另外，在自民党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提案中，现任自卫队军官可以直接参加安全保障会议，并被赋予重要决策权，这显然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第六十六条中对“文官统治”的规定。作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的衍生品，“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也被自民党带到了国会审议，虽说是审议，它的通过也只是时间问题。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将外交、安保、谍报以及反恐等领域的情报视为“特定秘密”，日本政府将对泄露这类秘密的政府以及民间人士处以十年以上的刑罚。

相较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立，日本媒体对“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表示了极度的反感，《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媒体的社论均对这一法案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不仅侵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同时也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这会让人想起战前秘密组织的时代，日本社会将会萎缩和退化。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声讨这一法案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历史学会研究会联合其他八个相关学会对日本政府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表示了抗议，认为这是对历史学研究和进步的重大阻碍，也是对历史学教育的亵渎。

围绕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所掀起的波澜并不止于日本国内。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同时也是利益攸关国，此举给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冲击不容忽视，它让中日关系的冲突螺旋呈加速上升之势。

首先，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初衷就是为了针对中国，关于这点安倍没有丝毫掩饰。在10月8日的国会答辩中，安倍说道：“中国的军事崛起以及朝鲜核武器所带来的威胁，使得日本的安全环境不断恶化，日本需要在外交、安保政策领域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制”。换言之，是中国(以及朝鲜)的威胁给了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一个正当的理由。据日本时事通讯社称，日本首相在国会中点名中朝是日本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尚无先例，而安倍做到了这一点。

其次，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成立以后，其假想敌将更多指向中国，这是当前东亚势力均衡的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也是冷战后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必然结果。根据10月23日《读卖新闻》的报道，日本政府拟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议案获得通过之后，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该保障局下设六个研究小组，其中包括总括小组、美国等同盟友好国小组、中国以及朝鲜小组、其他地区小组、战略小组和情报小组等。日本既然将美国等视为同盟友好国小组，那么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和朝鲜理解为敌对国小组呢？当然，日本还没到如此赤裸裸地叫嚣中国为敌对国的程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必然会成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重点盯防对象，而与之伴随的将可能出现更多摩擦、冲突。

最后，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应当防止安倍晋三的两面派伎俩。比如，安倍虽然在国会上公开将中国视为日本的安全威胁，但同时在历史问题上作了一些装模作样的“低姿态”，譬如他在靖国神社春秋大祭中都没有正式参拜，又比如他近日表明继续部分遵守“村山谈话”的内容等等。但是，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安倍却没有丝毫让步的表示，反而他还以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为借口不断突破战后日本的各个禁区，为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日本扫平各类制度障碍。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既要重视历史问题，更要着眼于现实问题，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原则谨慎处理中日关系，以防陷入安倍等人预设的陷阱。

(王广涛 吕耀东 作者分别为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