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中国新一轮改革力求“最大公约数”

新华网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郭奔胜　许晓青　王建华　张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即将作出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分析人士说，改革的一大关键是力求“最大公约数”，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最大深度释放“改革红利”。

作为新的历史关口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即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出在新形势下、新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以这次中央全会为标志，中国将掀起声势浩大的新一轮改革浪潮，在过往35年改革的成就与经验基础上，创新再造“中国发展升级版”，将对系列宏伟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产生决定性影响。

不过，中国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复杂局面和艰巨难题，特别是全社会对新一轮改革的心态与诉求空前多元。

这需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既不可逆转、也不能脱轨地全面深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代表的多项改革措施已经显露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端倪。

毋庸讳言，中国执政党在向诞生百年“冲刺”之际，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两大方面的严峻挑战。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经济将仍然处于相对低迷期，区域性不安定因素依然会频发。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迫切需要解决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难题。

已经走过35年改革历程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成就与矛盾相伴而生，“黄金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是中国当前历史发展节点的两大特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认为，长期“透支型”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已经异常突出，其中一大表现特征是土地、能源、环境、劳动力等的“高成本时代”已经不期而至。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亦表示，中国在35年改革史中创造了人类经济奇迹的同时，问题与矛盾也在不断累积，风险呈现“碰头”与“叠加”之势，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缩窄，“全面深化改革”已成全社会的最大共识与需求。

但关键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时与势的变迁使中国改革的基础、环境、动力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与过去35年的改革历程相比，中国即将启动的新一轮改革更迫切需要谋求“最大公约数”，包括更加普遍认同的议程设定与路径选择，更加公平的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并能够体现在一系列重要指标体系中而摸得着、看得见。

35年的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社会各群体权与利的意识觉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当下，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对权利的诉求空前强烈而多元，而利益固化的藩篱又格外坚厚，这是新一轮改革必须直面的艰巨课题。

社会舆论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权难制衡”“利难共享”“人难出头”的消极现象为例，来描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中国社科院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近些年来全国每年各种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达数万起以上。

改革带来财富喷涌，但也出现了利益固化的弊端，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必须加快扭转的程度。

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上海市杨浦区84岁老党员任遐昌说，我一个月的津贴可以买4000斤大米，但老家60岁以上的农民还要在田间劳作为自己养老，“党和政府在改革中要严防社会贫富不均甚至两极分化”。

除了利益的固化，社会阶层的固化也有发展趋势，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了人员流动上升的“堰塞湖”。过去10多年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农村生源在全国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说，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拼爹”现象，让不少学子与有志青年失去了奋斗动力，并进而影响了社会的活力。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不改变“社会板结”的局面，就很难释放社会的新活力，甚至会威胁到执政党执政稳定性与合法性，解决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必须依靠更全面、更深化的改革。

“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改革的停顿、倒退、歧向，或者推进改革的范围、力度欠缺周详，都可能威胁到政权的稳定。”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通过改革约束、规范权力，调整优化利益格局，以实现最大公平的社会呼声高涨。在过往35年的中国改革史上，中共的改革引领和社会的民意支持－－“双轮驱动”，成为改革永不停歇、持续成功的核心经验。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力表示，随着中国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要从源头上树立新一轮改革的道德感召力，以进一步激活全社会共同支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最终形成遵守规则、公平共享、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显然，中国的新一轮改革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关键节点，它应顺势而为、引潮而动，而经不起任何的时空耽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