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甘肃书记：习仲勋号召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

今年10月15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习仲勋同志这位长期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令人尊敬的兄长，他那以人民为本、甘为民仆的执政风格，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襟怀坦荡、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他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心头，激起我对他的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坎坎坷坷，但轰轰烈烈

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出生于陕西富平，长我10岁，参加革命早我10年。13岁就参加革命的他，15岁参加学生运动时被捕坐牢，在狱中英勇不屈，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后，又受命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4月在甘肃两当组织发动兵变，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影响很大，不但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早在1931年起就与习仲勋同志一起战斗的王世泰同志(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在和我回忆往事时说过：“两当兵变是在仲勋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搞起的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两当兵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同代人中，他谋略过人，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习仲勋同志自20岁起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和刘志丹等同志参与创建了先后以照金为中心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22岁的他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之后，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同年9月赴关中，先后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中共关中分委书记等职务。组织领导关中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习仲勋同志在关中战斗、工作了36年。1943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在绥德，他领导大生产运动，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坚决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党的七大上，习仲勋同志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受毛主席指示，领导策动了横山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他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作为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可谓能文能武，身经百战，屡建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在此期间，面对西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反动势力猖獗、叛乱事件迭起的严峻现实，习仲勋同志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他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把党的统战思想运用到西北特殊的统战实践中，经过不断发展与完善，探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关于统战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团结了一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他对统战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赢得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后来，仲勋同志又奉调中央担任中宣部部长。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长期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国政民事，事必躬亲，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然而，这样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1962年9月因一部《刘志丹》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再次把习仲勋同志推到时代潮头。当时的中国创伤累累，百废待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65岁的他受命主政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同志几经坎坷，身陷磨难，也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改，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突显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崇高气节。

习仲勋同志对陇塬大地和甘肃人民有着特殊的情感

我从1954年起就一直在甘肃工作。在甘肃历史发展的丰碑上，在庆阳老区群众的口碑中，关于习仲勋同志的感人事迹实在是太多了。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同志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1932年4月，他亲自组织指挥发动“两当兵变”。之后，和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陕甘边创造性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创建并巩固扩大了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1930年起到1952年20多年的岁月里，习仲勋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直接组织指挥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有一次我去环县调研，当地群众一连给我讲述了关于习仲勋同志的好几个故事。有一天，习书记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贫协主席)一块下乡工作，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书记就硬是把苟广德给背起来，走了两里多路程。有一次，县委的通讯员狗娃拉痢疾病倒了，习书记亲自给他抓药并煎好让他服用，把狗娃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娶儿媳妇，当时，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能写对子，有人提议能否求求习书记，让他来写。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书记。习书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很快地写出了一大四小的五副对子。有趣的是，洞房的门上，习书记还用这对新人的名字写成了一副雅俗共赏的“潜字联”。就是这样，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很快，“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等评价传扬开来，人民群众就更加热情地支持县委的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甘肃人民忘不了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也一直心系着这里的人民群众。1952年9月后，习仲勋同志虽然到中央工作了，但在百忙之中，他依然经常关心、关注着甘肃的建设和发展，惦记着庆阳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牵挂着环县的脱贫致富。每当有老区的干部、群众到北京，他总是抽出时间会见、会谈。凡是汇报到老区工作和建设方面的事情，他都认真地倾听和过问。1958年冬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来甘肃调研，视察了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他称赞该工程是“很重要的工程”，并鼓励在场的同志“要艰苦奋斗、坚持苦干，为甘肃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1984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甘肃定西地区调研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习仲勋同志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是理论结合实际，经过认真分析论证之后提出的好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也是可行的，请子奇、光毅同志参阅，并制定出规划，提出具体措施，分期实施。”对此，甘肃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在充分分析认识省情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思广益、锐意改革，逐步理清和形成了全省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三条路”的陇原发展战略方针，即“有水的地方走水路”，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发展高产农田；“没水的地方走旱路”，兴修梯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水旱路都走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组织劳务输出，开展移民搬迁。还确定重点建设河西走廊、沿黄灌区、陇东三大粮仓。我们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符合甘肃中部地区实际的“三年停止植被破坏，五年解决温饱，十年粮食过关”的奋斗目标，强调种草种树，大搞小流域治理，努力改变生态环境。由于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甘肃农业连续实现8个丰收年。听到甘肃人民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消息后，习仲勋同志非常高兴。

1993年后，尽管习仲勋同志已经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但他只要听到甘肃的建设发展情况就特别兴奋，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要问：“兰州建设得怎样？庆阳老区的情况怎样？西峰现在怎样？环县怎样？”2000年6月，习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偕子女代表习仲勋同志专程来到环县，走访了习老当年在曲子、洪德等地工作过的地方，与老同志、老房东们座谈、合影，问长问短，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1年7月，我又一次到庆阳看望老区人民，并参观了南梁革命纪念馆。凝望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领导的珍贵照片和历史遗物，我仿佛又回到了浴血奋战求解放的陕甘边斗争年代。面对着南梁革命纪念碑，我默默地说：“先烈们，安息吧！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老区人民会永远记着你们的丰功伟绩。”今天的南梁革命纪念馆已拥有了“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甘肃省国防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等多项殊荣。市县两级政府大力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甘肃人民、庆阳老区人民以今天和谐幸福的生活告慰着习仲勋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习仲勋同志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

在与习仲勋同志一起战斗过的王世泰、马文瑞、黄罗斌等老同志的回忆中，我听过很多关于习仲勋同志热爱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这些事迹也在庆阳、西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

从多次武装起义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红军领导人意识到：有没有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有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有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是成败的根本原因。所以，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同志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即南梁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同志在南梁地区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并实施了土地政策、财政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等“十大政策”，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他还组织群众生产支援前线，支持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推动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他还明确要求县委各个部门都制订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与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全体县委工作成员都要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他常常教导县委的工作人员：“我们一定得要牢记我们的使命，工作中，我们要一切服从党的领导，不拈轻怕重，不躲奸溜滑；生活中，要关心集体、关心他人，联系同志，时刻不忘人民的要求，让根据地人民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并努力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参政权，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使习仲勋同志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使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

马文瑞同志(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在回忆习仲勋同志时说：仲勋同志提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做“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他说，“我们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号召党的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党的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只有通过人民，我们的任务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革命中的“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

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习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以民为先的品质，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都认为他是搞群众工作的行家。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习仲勋同志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还曾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0年1月20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刚刚过了百日之际，《群众日报》《人民日报》先后以《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为题，发表了介绍习仲勋同志革命经历和优秀品质的文章。正是因为习仲勋同志这种质朴、亲民、务实的工作作风，使他在百年之后还被广大人民群众无限怀念和热情颂扬。

习仲勋同志是坚持真理的楷模

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习仲勋同志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计个人安危，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33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形势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时期召开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会上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时年只有20岁的习仲勋同志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在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面对资历较自己老的同志提出的不同意见，旗帜鲜明地主张成立新的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对会议最后形成正确的决策发挥了关键作用，显示出了他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华。

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土地改革在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的偏向，面对风靡一时的康生在晋绥搞土改的“经验”，习仲勋同志明确提出异议和批评。在党的会议上，他反复申说自己对老区土改的看法，一个月内三次上书毛泽东同志，直言反“左”。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习仲勋同志这些实事求是的意见，两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在“左”的偏差颇有来头之时，敢于倡言反对，是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负责、担当和奉献精神的，这也突出地展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大志向、大胸怀、大境界！

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坚定信念还表现在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习仲勋同志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态度鲜明。从6月开始，他领导广东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30日，他在讲话中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同志是最先公开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在全国，他也是率先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

在“两个凡是”还很盛行的形势下，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习仲勋同志刚复出不久，但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胸怀全局、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大无畏精神。

习仲勋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领导、兄长

也许是因为我们俩都是13岁就参加革命的“小红军”，在陕甘边有过共同而难忘的战斗岁月，都曾在甘肃有过艰辛的革命历程，都有10年被“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经历，我们俩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回忆不完的事。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宁夏的盐池，陕北的定边、靖边、吴旗等地担任游击队长、县委副书记、书记时就经常听到习仲勋同志的大名，那时他已是陕甘边区领导人了，所以心里一直非常敬仰他。真正见到这位老领导，那已是1951年的事了。1951年，西北青年团工委在西安召开第一届青年团代表大会，那时我任青年团宁夏省委书记，会议期间，有幸受邀参加了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接见。他对青年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再次见到习仲勋同志时，已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期间的事了。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二大。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领导接见与会代表时，当我紧紧握住习仲勋同志双手的那一刻，十几年的委屈、十几年的期待顿时涌上心头，百感交集。当我正准备问候老领导的时候，习仲勋同志微笑着先开口了，他说：“子奇同志，我可早就知道你了，13岁时陕甘边的小红军，‘左倾’路线的受害者呀……”习仲勋同志短短的几句话，将一位老领导对部属的关爱、痛惜和期望尽含其中，令我更加敬重和钦佩。党的十二大以后，因工作需要，我和习仲勋同志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几乎每次去北京，我都要去看望这位伟大、宽厚、睿智的老领导。

习仲勋同志对我非常关心，这种关心是伟大的、深情的，因为这种关心不仅仅体现了老领导对部属的关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甘肃人民的特殊情感。他曾深情地对我说：“陕甘边区时期，那里的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太大了。现在的老百姓有什么大事？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孩子上学问题、看病问题，这就是大事，得一件件地解决好。”

1983年初，中央委托习仲勋同志解决甘肃省委领导班子组成问题。在此之前，中央已派肖华同志对甘肃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考察。此次，中央通知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处的11位领导同志进京，习仲勋同志逐一同我们谈话，并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省委班子组成人选，拟由我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尽管我表示希望在行政岗位上熟悉、锻炼一段时间再说，但1983年3月，中央还是正式任命我为甘肃省委书记。那时，习仲勋同志对我讲了很多很多，我在惊异他对甘肃的情况之熟悉、对甘肃的认识之深刻的同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习仲勋同志对甘肃大地、甘肃人民的特殊情感。他说：“你们一定要带领2600万甘肃人民，把甘肃的事情办好。不要自卑，要看到自己的优势，玉门油田、白银公司、金川公司、兰炼、兰化、酒钢都曾给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展，一定要好好研究，为老百姓办实事，把甘肃的工作抓上去。”

1993年以后，习仲勋同志长期在深圳休养，我坚持每年都去看望他老人家，直到他2002年5月去世。2005年5月，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习仲勋同志的家乡陕西富平县落成，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与各界人士一道，参加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兄长的纪念活动。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习仲勋同志用他的一生实践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今年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在我90岁高龄之时深深地缅怀习仲勋同志，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以总结历史经验、着眼未来发展为基础，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营养，学习习仲勋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胆魄、勇气、毅力、人格和精神，继承他们那种无私无畏、舍生忘死、襟怀坦白、大气凛然、不计名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战，用心踏实做好国家发展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件事。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更应该以习仲勋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楷模，开拓创新，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习仲勋同志，甘肃人民永远怀念您。(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原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