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落马官员存在带病提拔 干部选拔缺乏有效监督

干部有问题还被“带病提拔”，而举荐者又不被追究责任，这表明干部提拔有健全完善倒查问责机制的必要

身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着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王国炎有着不少令人羡慕的“光环”，直至被称“学术达人”。

然而，一路腐败一路升迁，从一名学科带头人沦为腐败分子，最终王国炎栽倒在南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的“宝座”上。最近，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王国炎有期徒刑15年。

近年来，尽管被“带病提拔”的干部只是极少数，但影响甚坏，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也伤害了干部选拔机制的公信力。

“问题干部边腐败边被提拔，原因也很多，其中一条是干部选拔监督机制和问责制度不完善，导致组织考察流于形式。”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胡仙芝说，“有问题的干部还被‘带病提拔’，而举荐其的‘伯乐’又不被追究责任，这表明干部提拔有健全完善倒查问责机制的必要。”

“带病提拔”是顽症更要除

今年5月30日，云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通过表决，确认许可对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楚雄市市长赵万祥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据报道，赵万祥任大姚县县长时就出过经济问题，但此后没了“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

赵万祥任楚雄市市长期间还有什么不法行为，还会有更详细的调查结论。舆论提出的问题是，对其“带病提拔”也有必要展开调查，包括在大姚县任职情况以及后来的选拔过程，也给公众一个交代。

类似干部“带病提拔”的例子并非个例。比如，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被查处，其涉案行为大多发生在他任职广东期间；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在担任省公安厅厅长等职时，就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

近一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统战部部长王素毅相继被免职，均存在“带病提拔”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曾有过一项《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的科研课题，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级干部，约有63%的案主，在案件中所提到的腐败行径发生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今年5月开始的新一轮中央巡视工作现已进入收官阶段。截至目前，10个被派驻各地、各单位的中央巡视组均已列出“问题清单”。其中9个巡视组查出被巡视地方(单位)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存在“带病提拔重用”等问题。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干部“带病提拔”是对“老实人”的打击，严重挤压了“健康”干部的成长空间，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周新民认为，“带病提拔”的干部虽然在我们党整个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极小，但危害极大，容易引发群众对干部管理制度产生怀疑。

“一把手”权力不能过大

近年来，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没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是个别干部善于伪装，另一方面干部选拔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也令人深省。

从以往被查处的干部来看，尽管相当比例问题是在现任上暴露出来，但其腐败劣迹以前就多有所闻，有的甚至被不断举报过。之所以能“带病提拔”，还在于干部的选拔任用过程不够透明，缺乏有效监督。

按照组织章程，干部任免提拔必须严格按照民主推荐、组织考核、党委慎重研究反复酝酿后提名、选举产生。

但现实中，有些“一把手”在人事任免上“一言九鼎”，使干部选拔任用流程沦为摆设，负责干部考察的部门对将任用的干部的考察，往往沦为走形式。

“干部‘带病提拔’之所以屡禁难绝，主要还是因为一些必要的监督制约流于形式或欠缺，干部选拔变成了个别领导‘伯乐相马’式的干部任用制度。”胡仙芝说，“如果掌握人事权的领导全凭个人意志定夺干部升迁，尤其是在其本身就有问题的情景下，所提拔的干部也很容易存在问题。”

体制内监督也存软肋。比如让同级纪委来监督同级党委，现实中的效果如何呢？纪委书记是同级党委常委或是党委副书记，去监督党委书记，现实性会有多高？

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刑的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曾悔恨地说道：“一把手权力很大，用人用钱一句话，没有人敢监督，也不把法纪放在眼里，最终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