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谣言背景下的网络舆论新格局

原标题：打击谣言背景下的网络舆论新格局

舆论生态：互联网“植被”

观察评估近一个月来集中打击网络谣言的进展和效果，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一是时政类大V将集体退场，专业背景的中V崛起。

除文艺体育类明星，微博客时政类大V中，杂家居多，越界发言的居多。像薛蛮子，风险投资专家，帖文内容广泛，甚少原创，以转发为主。这类大V可能不失人文关怀，比如薛蛮子参与发起了对白血病女孩鲁若晴的救助，但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更多是直抒胸臆，或信口开河。而社会转型期很多复杂问题和矛盾纠结，需要专业判断，理性考量，利益均衡。不能像“方韩大战”中的“方黑”“韩黑”那样好勇斗狠。

时政类大V作为一个群体退场，从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强行挤掉“舆论泡沫”，虽然手法有些粗糙。少数沉湎于浪漫情怀、躁动而偏激的知识分子网友，也需要思考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实现平滑转型，否则，裹挟网络民意和政府决策，是很危险的。日前，知名网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主动奔赴贵州担任乡长助理，体验基层治理的苦衷。这类行动有助于知识分子更为准确地把脉国情，到时再上微博议政，会带来泥土的朴实和坚韧。

今后，有专业背景的中V将崛起。像新闻传播学领域里的@展江、@杜骏飞、@张志安、@武大沈阳；经济学领域的@易鹏；政法类账户的@广东政法、@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青少年研究专家类的@孙云晓；人文地理和民族学领域的@单之蔷、@蒋兆勇，等等，将以扎实的专业背景和学理分析，赢得网民的理性认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样单单“吸引眼球”。建议公权力对于“专家论政”给予更多包容。守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所奠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底线。“文革”后，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胡耀邦倡导“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要搞现代化，必须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而不是站在其对立面。这也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啊。

二是亟须包容和保护草根网友的意见表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美学家李泽厚曾感慨：如果抹掉我们这一代学者，不出10年，新一代学者将起来，中国唯独不缺乏的就是人才。在这次互联网整治中首当其冲的大V，即使完全消失，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但草根网友对于舆论生态和整个社会生态来说，更有价值。

社会转型期，法制不够健全，传统媒体更重视舆论导向，而舆论监督功能弱化，一些基层民众在缺乏其他权利救济通道的情况下，借助互联网呼救和呐喊。像2009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尘肺病到了晚期，但因原劳动单位拒绝出具证明，始终无法拿到法定机构的诊断结果，被迫活体“开胸验肺”。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掀起网络舆论狂潮。最后，张海超获赔偿，解决了低保。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职业病防治法》。这个极端案例提示，互联网是草根老百姓“吁天权”的实现通道，不仅需要高度重视，而且应存一分敬畏之心。

在2009年河南灵宝“跨省抓捕”网友王帅案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和“强国论坛”一起组织过4次访谈，促成王帅获释。一位网友在跟帖中写道：“个别地方官吏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老子天下第一，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欺压草民，特别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牢牢记住：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在一起了。”那种豪迈的感觉溢于言表，至今难忘。

经过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政治大局稳定，在此前提下也要看到，各种社会矛盾在累积和叠加，渐渐逼近引爆点。互联网是中国社会的出气孔和安全阀。草根网民的呼声，哪怕是偏激的诉求，释放出来，也有利于上级政府和全社会发现基层的问题，及时解决，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近几年发生的几起爆炸案，当事人都曾经借助互联网表达诉求。江西抚州针对区政府、区法院、区检察院的三场爆炸发生前，拆迁户钱明奇曾经一口气开通4个微博账号喊冤；厦门BRT纵火案，陈水总之前也曾经用微博记录改动1岁年龄办社保的艰辛，跑了22趟派出所无功而返；山东农民冀中星为所谓东莞治安队殴打致残问题，在坐轮椅到北京T3航站楼搞爆炸之前，在最后一篇博客中悲鸣：“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

此三人的暴力犯罪行为必须严正谴责，活着的冀中星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但全社会也需要严肃反思他们为什么走上玉石俱焚的暴力犯罪之路。在钱明奇爆炸案后，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点开自己的微博，赫然发现就在几天前他曾转过自己的帖子，“感觉后脊发凉，在那几千条评论中，我们不会知道有一个声音是来自如此决绝、预备死亡的他，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三声巨响。

比关切大V浮沉更重要的，是保护草根老百姓的网络表达权，释放社会压力。社会转型期的舆情环境错综复杂，民众对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十分敏感，容易由现实利益问题引发不满，因社会急剧变革而产生非理性心态。对于社会不良情绪，需要积极进行疏导，释疑解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平衡心理。政府对民意多一分诚恳和谦卑，我们的体制就多一点弹性和张力。

三是鼓励和保护“微公益”网友。

记者邓飞从“揭黑”的调查报道，转型做“微公益”，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病医保。邓飞的转型对年轻网民有重要启迪。就是从批判社会、批评政府，网络“愤青”般的愤世嫉俗，转而以建设性的心态改良社会，与政府合作解决各种基本的民生问题。这对新生代国民性格的塑造，社会心理的优化，有重要意义。

四是理解和扶持社会化媒体营销产业。

这次被查处的网络推手“立二拆四”（杨秀宇），从事的是社会化媒体营销。他捧红过阿坝州羌寨的网络红人“天仙妹妹”，属于无害网络操作；汶川地震后“封杀王老吉”的策划，还属于营销经典。后来迎合网络“重口味”，包装“干露露”，捏造虚假新闻，走上邪路。但我们不能因此把借助网络社区的互动营销，包括人物营销、故事营销、话题营销，一棍子打死。

营销公司注册大量马甲，联络大V转发帖文，与名人广告一样，能快速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促进产品的销售，只要不涉及虚假广告，即使不招人待见，也并不违法。

互联网平台上的社会化媒体营销，属于创意营销产业、第四产业，不宜用乡土社会的眼光污名化。如果只是以有组织和以营利为目的界定“两高”司法解释中的“非法经营罪”，而忽略其“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就容易误伤新兴的社会化媒体营销业。

网友“葱头不是干部”感慨：“还在上访的人是相信政府的，还在上网的人是相信法律的。”公权力要善管互联网，也要善待互联网。虽然活跃网民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但因为擅长表达，而成为社情民意的某种风向标。

善待互联网，就是爱护社会的“植被”。没有植被的荒原，人心容易沙化，空气中能闻到火药味。在互联网上包容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多元杂音中凝聚共识，就是为中国社会活血化瘀，为民族肌体固本培元。学者笑蜀分析：微博时代，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对公共事务进行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和最大参与，通过自治与合作，倡导有品质的公民生活，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坚实的社会底盘。

网上流传的一幅乡村土墙上的标语，道出了部分官员内心的隐秘：“不信谣，不传谣，政府的解释是惟一依据。”这种惟我独尊的心态，与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倡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互联网就是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