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铁事故缘何频发 规模建设忽视安全评估

遏止城市事故“出轨”

大量城市安全防灾的成功对策表明，实现有效的城市安全重在搭建“安全立体防护”的平台

9月16日，贯穿北京南北的京港四号线因信号故障，双向停运两个多小时，造成北京交通系统的大面积拥堵。事实上并非只有北京，国内诸城地铁事故也一再发生。据近五年全国多座城市地铁的事故统计，由于系统故障造成地铁停运的事故每年均在几十次之多。

仅今年9月上半月，被媒体公布的地铁事故就有：9月8日，深圳地铁一号线在运行至岗厦与会展中心区间时，因某乘客拉动紧急手柄，车门突然打开，致三名乘客掉入隧道；同日，杭州地铁1号线在贯穿钱塘江的隧道内抛锚，其事故隐患极大，致使数百名乘客被迫步行返回原站点；9月11日晚，杭州地铁站发现明显漏水事故；9月13日，上海遭遇大暴雨，致使三条地铁线路大面积故障。

对此，人们至少有两点质疑：其一，为什么面对如此频发的大面积地铁延误，城市交通系统未真正给予必要的整体公交保障补充呢？地铁事故诱发的“添堵”，必须有赖于城市交通整体的应急预案，未起作用本身正说明城市缺乏应对能力；其二，仅2012年，全国29个城市为未来6~8年的发展，规划了2710公里的轨道交通，总斥资近1万亿元，对如此大规模的建设，进行安全减灾应急评价了吗？

遏制地铁事故的一再“出轨”已是城市管理者面对的一大问题。近年来大规模建设的铁路及道路系统障碍时有发生，国家一再期望在未来五至十年使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强大起来，但是城市轨道交通一再“出轨”，显示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虽然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在灾害面前不吸取教训就会总有教训，却难奈事故灾难正进入新的高发期，很有必要细观每起事故的真正缘由。

我们看到，2013年3月以来，全国连续发生一系列重特大事故，如吉林八宝煤矿“3·29”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山东保利民爆济南科技有限公司“5·20”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6·3”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上海翁牌冷藏实业有限公司“8·31”重大液氨泄漏事故、桂林灵川县八里街学校“9·9”爆炸事件、广州白云区同德围街道“9·10”爆炸事故，9月15日西安秦岭欢乐世界游乐场3名游客从高空中甩出事故……所有这些事故，要求城市管理者必须查清楚其背后的缘由所在。

城市事故，尤其是城市工业化事故实难根本杜绝。但上述频发的城市事故很相似，一再“出轨”，超越城市发展的安全底线，这就不合乎常理了。这种情况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部分城市主管部门及生产企业对隐患视而不见，对警钟充耳不闻，有一些地方，不仅安全生产、安全生活不具备条件，甚至安全设施成了形式主义的“摆设”。某些城市的大型在建工程，无论是直耸云霄的高层建筑，还是高速狂挖的地下工程，其立项报告及程序也许是正确的，但后续监管不到位，综合安全风险评价不仅专业化单一，还缺少必要的深度和时间。

有报道称，有150年历史的伦敦地铁之所以能够安全运行，在于地铁系统不仅每周六、日都在维修，还在于伦敦欲上新地铁项目有完善的综合安全评价制度。与之相比，中国城市的建设项目让公众知晓的太少了，除地产商为销售，其楼盘要公之于众外，其他在百姓家门口干了两三年的项目老百姓往往都猜不出是什么。同时，安全社区建设往往流于形式，如此这般，容易诱发城市事故。

城市现代化是人类栖居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更要在每每不期而至的事故的切肤之痛中，在火与水、风与雨、死与伤的考验中，提升整个城市面对生存风险的应对能力。我们需要提出并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空间化、社会化的，有持久启迪性的防灾对策。

当下中国城市正在大规模扩张，大片绿地、湿地被城市吞噬，密不透风的楼群、缓慢蠕动的车流、异味多尘的雾霾，停水、停电、停气多发，均给城市防灾提出新课题，其背后的技术脆弱性及失误，都要求城市管理者居安思危，有面对事故灾祸的担当和勇气。

城市事故频发使我们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进行跨部门、跨等级、跨区域、跨灾害门类的城市安全设计研究？大量城市安全防灾的成功对策表明，实现有效的城市安全(防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重在搭建“安全立体防护”的平台，其安全立体防护至少要有“六面一体”的综合防御，即指挥功能的决策体系、操作功能的执行体系、服务功能的信息体系、科学标准法制功能的监督体系、分层次的预防功能的控制体系、体现反思借鉴功能的反馈体系。笔者期望，以综合减灾下的“安全立体防护”思路，从技术、管理、文化诸方面探寻遏制事故频发的新对策，愿综合安全减灾之策给城市的生产、生活带来更扎实的平安祥和。金磊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