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上海自贸区：破解发展难题 打造改革开放升级版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

今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在上海的洋山港、浦东空港和外高桥保税区以及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两港两区”共计28.7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立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8月22日，该方案获得正式通过。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国务院要加强领导，上海市要精心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努力把试验区建设好、管理好，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这显示出中央对于自贸区建设的高度重视。

中央关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清晰地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建立上海自贸区、实施“深水区”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经济大背景下，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为何要选择在这个时点建立自贸试验区？为何会首选上海？自贸区的内涵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笔者认为，积极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破解经济发展内外难题的必然选择。

从国内看，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显现：截至今年8月，我国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18个月下降，产能过剩的阴霾驱之不散；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贸易额同比增长只有8.6%，市场担忧我国是否能达到全年10%的贸易增长目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另外两个 “引擎”，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动能也嫌不足。

这一现象，有着值得注意的背景：一方面，我国经济30余年来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流失，因此我国在低端制造业，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逐渐消退；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并未完成，在汽车、电子、精密仪器等高端制造业中还没有培育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若持续下去，很有可能造成我国产业的空心化。

自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国策以来，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一直是我们的一条有效路径：从1984的城市对外开放政策启动，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再到2001年末加入WTO，我国在一次次的深化开放中迎来改革红利，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奇迹。如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使命，促使我们再次从开放中寻找新的改革突破口。

笔者认为，要以上海自贸区的对外开放为起点，调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达到通过公平竞争完成企业优胜劣汰，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因此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既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贯思路，也是新一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好诠释和重要实践。

从国际看，在WTO多哈回合谈判无法推进、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发展迅速，我国面临的外贸环境趋于复杂严峻。2005年，新加坡与三个太平洋小国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

2008年9月，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并且基于自身的利益，对TPP的章程和发展蓝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美国版的TPP不但要求实现商品（含农产品）贸易全面零关税，还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方面达到美国设置的水平。更重要的是，TPP成员也必须全面开放自己的金融服务业，给予其他成员在投资、商贸、金融服务等领域以国民待遇。

TPP较高的准入门槛一开始令广大亚太国家望而却步。于是，2009年东盟提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期望与中日韩等国一起按照亚太国家的利益建立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以取代TPP。然而由于种种原因RCEP进展缓慢，TPP反而加速发展。日本和越南等国加入TPP谈判，韩国和东南亚其他主要国家也准备参与TPP谈判，因此可能对我国产生不利的虹吸效应。

按照美国版的TPP要求，全开放我国的经济，在短期内很可能弊大于利，但是，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贸易国，我国如果被排除在亚太统一大市场之外，从长远来看必然不利。况且不论是TPP、RCEP或者其他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几乎都要求我国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市场。换言之，对我国经济，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加快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