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惑并存：中国各地探索新一轮简政放权

自今年10月1日起，浙江省舟山新区将再次迎来发展“利好”：他们将从省里拿到下放的包括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等14项检验检疫审批权。

有“千岛之市”之称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舟山，自两年前被国务院批复设立国家级的舟山群岛新区以来，已拿到了浙江省下放的400多项行政审批管理权限。这里也浓缩了中国新一轮简政放权的喜与惑。

“以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行备案权限为例，原流程由舟山初审后，需要浙江省相关部门异地评审；现在可以直接在舟山受理、审核，备案周期的缩短，有利于企业占得市场先机，提升竞争力。”浙江检验检疫局副局长于洋说。

据舟山统计，目前市行政服务中心各部门窗口已办理省级权限下放事项数千件。浙江省林业厅将征收、占用林地2公顷的许可下放舟山，已让衢山镇社会养老服务中心等建设项目因此获益。

在被国家批复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世界超市”义乌市，早在2006年到2008年扩权强县中，浙江省就将618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到这里。去年6月，浙江省再次下放义乌357项省级行政审批及管理事项。目前，义乌作为县级市，在国内已享有省级下放给设区市的绝大多数权限。

在许多人看来，行政审批权限下放这项改革的推进似乎很乐观。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权力下放的清单，却有不少尴尬。

“我们获得了省经信委下放的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省农业厅下放的草原类许可事项、省交通厅下放的水路和船舶经营许可等部分权限。而事实上，这些权限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都不会发生。”义乌一位官员说。

放权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错位”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沿海其他县市和中西部省份。

长期关注行政体制和社会治理的社会学家吴锦良认为，许多权限无法下放是因为与部门法律法规有冲突，而这些法律法规背后牵扯着部门利益。破除这些利益羁绊，是权力下放需要跨过的重要沟坎。

“权力对基层来说就像是一匹烈马，能不能驾驭好它，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浙江省绍兴县钱清镇镇长朱建刚说。

从硬件上看，如果地方缺乏相应机构设置、人员、资金、硬件设施，接盘亦将十分棘手。人口已达200多万且每年有40余万入境人员的义乌，面对数百项权力下放，其县级的公共服务力量、行政机构设置明显不足。“有的审批事项权限虽然下放了，可信息管理系统的端口不在义乌。”义乌官员王志坚说。

北京方面今年5月的消息称，历经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共取消和调整了2000多项审批项目，各部门还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而本届政府的计划是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显然，这一计划让推动基层扩权，既而改变中国行政权力既有的“倒金字塔形”的配置结构成为可能。面对国家层面1700余项审批事项，省、市、县权限逐层趋少，有的县不足600项。这种权力配置结构曾，被多个地方官员诟病为“计划经济的延续”。

浙江省就致力于改进这一结构。据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姚作汀介绍，他们规定通过审批制度改革，省里审批事项不超过500项，地市级不超600项，县级700项左右，从而打造“正三角形”权力架构。

也有观点认为，并不是所有权力都一味下放。天津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吴春华认为，放权要与收权相配合。特别一些重要的、地方管不好、涉及面广的权力还要上收，比如房地产政策的制定、食品安全方面等。

无论如何，中国行政审批权力下放的改革绝非坦途，解决行政资源与行政效率无谓流失的问题，需要“硬币的两面”都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记者李亚彪屈凌燕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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