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购车摇号的焦虑：受访者表示治标不治本

政策设计尚需更合理

对于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来说，买车越来越成为一部分人的“刚性需求”，也有人则是受“排队效应”的影响。

闫杰是北京本地人，在一家传媒公司工作，而立之年的他正计划要小孩，“如果自己没有车，妻子怀孕的时候去医院肯定不方便”。现实需求越来越迫切，然而，摇号一年多不见中的迹象，他觉得“这一切让人太烦了”。

石东则是受到了社会“排队效应”的影响。“看着摇号形势越来越紧张，总觉得应该先去‘占个坑’。”2011年6月，他毕业进入电视台，当月就开始摇号，“刚参加工作，摇上再说，买车没有计划”。对于自己的做法，石东认为：其实这就是一个“排队效应”，不限制的时候，大家不当个事，一限制了，大家突然都意识到这个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了，都撸起袖子赶紧上。

这种情况从北京驾校的火爆可以得到印证。由于要参加摇号必须要有驾照，北京某驾校已出现每天人山人海的场面，很多60岁左右的老人也在考驾照，就是为了参加摇号给儿子甚至孙子摇出一个购车指标。

在很多市民看来，摇号政策的一个负面效应是“不需要车也摇号”的非理性行为大量出现，让参加摇号人数从最初的18万，在今年5月突破150万。摇号基数越来越大，中签率随之越来越低。

今年3月，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统计局在全市16个区县开展摇号政策民意调查。在本人或家人参与摇号的490名被访者中，家中有人摇到购车指标的仅占12.7%；历时两年及以上未摇中的占18.3%。

事实上，越来越难摇的车号早已暴露出政策设计弊端。在这次调查中，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认为“中签不买车，浪费购车指标”是当前摇号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闫杰持有相同的看法，“并不是那么多人需要车，这样摇中的号就成了废号”。贺帆则更加愤懑地说：“有人家里几辆车还在摇号，这样的政策设计合理吗？”

同时，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王涌教授表示，摇号看似公平，操作简单，但抽签这种方式难以监督，难以事后审查，极易出现腐败缝隙，会滋生出新形式的“王秀霞案”(其名下拥有上千北京车牌，出租车牌每个收取租金1万元)。

完善公共交通缓解焦虑

购车摇号本意是通过控制车辆数量从而“治堵”，但受访者均表示，这一措施“治标不治本”。

近年来，北京出台多项交通治理措施，从限行、限号到限停、限牌，但依旧难以逃脱拥堵困境。其中，摇号式“限牌”引发一些市民诟病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城市布局中，住宅生活区和商务办公区间距离远、公共交通不给力，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民众买车已是现实需要。

“特别是立水桥天通苑一些新建楼盘，几乎成了睡城，本来距离工作单位很远，还没有完善的生活设施，公交交通的毛细血管又不发达，居民出行备受困扰。进去出不来，出来回不去。摩的黑车大行其道。”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建设设计所所长张根认为：“正是由于公交系统尚不完善，私家车缺乏可替代性，即使提高使用成本，也很难降低市民对私家车的依赖度。”

因此，摇号大军只会越来越庞大。而现实如石东所说，“每月都会经历一次希望到失望，时间一长就让人焦虑。”

张根表示，国外成功经验已多次证明，完善的公共交通才是治堵政策的有力支点，但“目前我国各城市的公共交通设施距离方便、快捷、舒适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一项数据显示，北京市的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为46%，而发达国家的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能达到80%，相差悬殊。

每天要从四惠赶往海淀黄庄坐19站地铁上班的贺帆偶尔会怀念小学、初中时代的北京，“那时人没这么多，公交车没这么挤”。他期待能在年底摇中车号，更希望公共交通设施能更加完善，不必“地上堵车、地下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