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阅读”与大众文化需媒体和评论界引导

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粉丝阅读”的流行，折射出在文化领域中涌现一批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在相关领域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一种大众化的文化亲民趋向。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粉丝”群也发生过一些有伤大雅的不良事件，例如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书首发仪式上，应邀出场的两位影视明星的两拨“粉丝”因争抢“地盘”而在场内产生摩擦，差点酿成群殴。由此，一些评论家在指出“粉丝阅读”与拜金、恶搞、违规炒作乃至损人违法等纠缠不清后，批评“粉丝阅读”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就绝对不是多余的了。

“粉丝阅读”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很值得探讨。在一些研究著作中，“大众文化”有其特定的范畴，主要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等特点。据此，可以说，“粉丝阅读”与大众文化有很大面积的重叠之处，或者说，“粉丝阅读”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回望阅读的历史，“粉丝阅读”并不算是特别新鲜的事物，更绝非洪水猛兽那样可怕。西晋左思作《三都赋》，当时人们啧啧称赞，《晋书·左思传》记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宋代词人柳永善为歌词，《避暑录话》记曰“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又载“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粉丝阅读”自古有之，而且即使是今日最当红的作家、文化名人，也没有达到左思、柳永曾经达到过的受追捧程度吧。

林语堂说过：“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好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面对“粉丝阅读时代”，评论界和媒体宜以大众文化的视角，积极引领文化消费，提倡读书明智、读书明理，使阅读者戒浮躁，淡时髦，去功利，少盲目，指导“粉丝”由跟风阅读逐渐转向个性阅读，并将兴趣阅读与意义阅读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