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进入公益化时代 破除对死囚捐献的依赖

对话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

器官捐献、移植，不能只靠卫计委和医院

短期内，等待救治的患者会增多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卫计委提出要逐步取消死囚器官来源，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这对我国器官移植手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朱继业：短期内肯定会产生影响，毕竟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一下少了很多。一方面是死刑数量在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国家也要求取消死囚器官来源，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近一年来的移植手术数量就下降了很多。如果公民器官捐赠的数量跟不上来，等待救治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

另外，技术上也有一些需要跟进的地方。

医院的担忧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指定了165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的资质，其他医院难道就不用参与器官移植的工作了吗？

朱继业：肯定不是。器官移植实际上关系着每一家医院，我们这165家医院只是有资格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但是器官捐献者可能存在于全国任何一家医院。也许某家医院没有资格进行移植手术，但是很可能会出现需要接受救助的受赠者和潜在捐赠者。

目前，这165家医院都有了各自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到各个医院寻找潜在捐赠者，但据我了解，由于没有移植手术资格的医院在整套捐献体系中没有任何利益，相反还可能因其对捐献者的死亡判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加之器官获取行为需要该院医生的配合，他们通常并不会积极配合协调员的工作，不愿意主动发现潜在捐赠者，甚至会出现就算发现了都不上报给所属OPO的情况。

另外在对捐献者进行器官摘除时，很多医院出于怕麻烦的考虑，会让我们把病人拉到自己的医院里进行手术，这种想法我们都可以理解，也会接受，但是在运送的过程中，一旦会出现一些意外状况，就会造成器官损失。

希望“捐赠者本人同意即可捐赠”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在政策层面上，还可以对呼吁公民器官捐献做出哪些努力？

朱继业：进入脑死亡是进行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因为在脑死亡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体外呼吸机来维持血液循环和心跳，保证器官的最佳使用状态。

世界上已经有89个国家都认可了“脑死亡即死亡”的概念，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多人都不认同，很多患者家属都认为，只有心脏不跳了才是死亡。而对于脑死亡病人来说，只要你不拔呼吸机，他的心跳就还能继续维持一段时间，这就等于把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给错过了。我觉得国家可以多宣传和普及一些医学知识，让更多人都能接受“脑死亡就是死亡”的概念。

此外，在一些国家，器官捐献者只要在生前同意捐献器官，签过同意书，OPO和医院就可以进行器官移植，但这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传统观念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器官移植，就算捐献者本人同意了，只要在场家属有一个不同意，哪怕这个家属是一个跟捐献者关系远得不能再远、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只要他不同意，我们就没办法进行移植。所以我觉得国家是不是也能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规定，只要捐赠者本人同意即可生效。

另外，因车祸导致脑死亡的情况很多，我们曾计划在公民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借此找到更多的潜在器官捐献者，也和相关部门有过沟通，但是最终担心老百姓在观念上无法接受器官捐献的概念，所以这项登记计划一直没有进行下去。

总之我认为，呼吁器官捐献不能只靠卫计委和医院去做工作，国家政府各个部门也要一起配合。

应鼓励、补偿捐献，但绝不采取现金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据您了解，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接受捐献器官的观念？我们是否考虑对捐献者提供一些关怀和补偿措施？

朱继业：器官移植手术的随机性很高，并不是你有意愿捐献，就一定可以成为捐献者。器官能否进行移植和捐献者的死亡地点、死亡状态及器官状态都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到ICU或急症室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成功概率会更高。

据我了解，现在有一些器官捐献者确实是因为家庭情况不好，最终选择器官捐献。医院虽然不可能对捐赠者家属提供酬金，但我们可以采用酌情减免医药费、住院治疗费、殓葬费用的方式，去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我个人认为，国家还可以考虑通过减免捐献者子女学费、为捐赠者家庭提供医疗保险、税收减免等政策去鼓励更多的人捐献器官。

但是无论哪种补偿政策，肯定都不会通过现金方式进行，那样就又会成为变相的器官买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