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蒙与小时代

所谓小时代，与文学的世俗化庶几同义。而说到文学的世俗化，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文人开始不再关注现实，回避严肃的问题，失去应有的道德立场，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一种虚无感，避世玩世的现象都出现了。1993年，王蒙出人意料地提出“躲避崇高”，时过20年，王蒙又提出“快乐主义”，提倡“幽默”，对文化消费主义抱宽容态度。学者林贤治认为，王蒙的观点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在中国当代文坛，王蒙无疑是一位绕不开的重量级人物，从写出《组织部来的年轻人》、《青春万岁》到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再到新时期发表《蝴蝶》、《布礼》《春之声》，直至到晚年出版《大块文章》、《我的人生哲学》、《老子的智慧》、《中国天机》等等，足以描绘出这位资深作家的从革命、严肃、崇高到中庸、宽容乃至令人惊诧的犬儒之思想轨迹。

一直以来，不甘心于在文学内部辛劳、常常在百忙中抽身参与社会活动的王蒙先生，前不久在湖南卫视有意无意地聊起了郭敬明，并将小四与金庸大侠齐名大加赞赏，这怎么看都像个命题作文，当然观众肯定也会喜闻乐见这样的话题。作为文坛老前辈，王蒙自觉认领负有提携后辈的义务和资格。最起码，被称为小四的郭敬明，其作品的大卖以及电影《小时代》的火爆，是许多靠卖文吃饭的人们望尘莫及的，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甚至是让王蒙这样的老前辈也不得不服膺的奇观。

也许，我们应该对郭敬明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耐心与等待。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历史与郭敬明们的历史是断裂的、疏离的，我们心目中的真理与他们心目中的真理是两样的、背反的。不论人类繁衍到哪个时代、哪个世纪、哪个时空，作为绝对真理，它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的内涵也是不会更易的，人类文明必将沿着前人所开辟的航道，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性规律前行，而不是降低到“消费”的水平、短视的水准、物质的层面，而忘却了、丢弃了精神的追求、升华的努力和理想的憧憬。这一点，也许缺乏准备、方向感模糊的郭敬明还不能理解，虽然，他的名声现在已经很大，他的经济实力也已经很强，他的粉丝队伍可能庞大无比。但即便如此，这些大和强，也不足以掩饰和抵消他的精神境界的小和弱。

王蒙的“宽容”，与他20年前提出“躲避崇高”难脱干系。在《躲避崇高》一文中，王蒙写道：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分量的东西的(“失重”)文学……回望王蒙这20年，也正是“80后”走上文学舞台的20年，它还是王蒙“躲避崇高”的20年。1993年第一期《读书》杂志上，王蒙发表的《躲避崇高》，显然就成为了那个时代吹响“玩文学”的集结号，并且成为这股“躲避崇高”文化思潮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横看竖看，里看外看，王蒙还是让我们感到不可捉摸、“常读常新”。笔者不想臧否王蒙的价值观如何如何，也无权要求他老人家“一以贯之”，因为一旦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势必造成“理性的自负”或“道德绑架”，结果又回到意识形态至上的旧思维中。不过，经由王蒙与郭敬明、与王朔等人的交集以及王蒙对于问题的“宽容”和主义的“躲避”，倒也让我们对王蒙先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我们这个社会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需要各色人等的存在。因为，思想市场需要博弈，否则就会走向僵化。话说回来，批评也还是需要的。没有批评，就没有建设，没有争议，就没有真理。人类发展的历程就是博弈的历程，如同一场大合唱，应该鼓励许各种各样不同声音发出来。当然，宽容和鼓励不等于否定差异的存在。(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