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文章称破产是美国经济活力的象征

希腊就是一个清晰的例子。债权国坚持认为纾困是不可接受的。但结果证明，一个欧洲主权国可能不偿还其债务的局面是更不可接受的。于是，欧元区（以及被迫参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就是为了延后面对现实的那一天。

银行业发生了同样的情况。2010年，爱尔兰政府竭尽所能用纳税人的钱填补本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空缺，而不愿意宣布它们资不抵债、保护私人储户、让债权人来收拾残局。当爱尔兰政府意识到纳税人的资金已经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欧元区伙伴国迫使该国借款来维持纾困。对破产的极度厌恶，也扭曲了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银行政策。

与往常一样，现实最终迫使欧洲人改变他们的想法。希腊的主权债务最终得以重组，但却是在已经错失重组的很多效益之后才进行的，而且躲在债券持有人“自愿”的幌子下。尽管塞浦路斯的债务总额较少，但救助俄罗斯储户的可能性让北部欧洲的人难以下咽。

即使是这些教训也需要时间来消化。2010年，美国政府赋予自己权力，能够清盘大银行，迫使债权人承担损失。但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尚未推动通过这一关键立法。布鲁塞尔迫使这些国家这样做还需要数年的时间——即使各方原则上已经对“内部纾困”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

如果从危机一开始就采取债务重组的务实政策，欧元区能够实现多大程度上的自救？我们无从得知。但相对于美国和缓但却明显地摆脱危机，欧洲错过这么多年的增长，部分原因就在于欧洲积重难返的债务。美国经济的债务状况已经大大缓解，消费再次上升。在欧洲，银行依靠微薄的资本缓冲苟延残喘（在其他资金来源枯竭的时候不愿意实施债转股的结果），拖累了整体经济。

欧洲可以反驳说，最严重的破产——雷曼兄弟的破产体现了美国让银行破产带来的损害。这话没错。但美国人和欧洲人从中得到不同的教训。美国在致力于终结“大到不能倒”（当然这方面的工作尚未完成）。在塞浦路斯危机之前，欧洲却在做相反的事，在对待即使是最小的银行时，也好像它们的破产会具有雷曼那样的破坏性。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写道：“我曾以为美国人的人生中没有第二幕，但毫无疑问纽约的繁荣时期是有第二幕的。”他指的是1929年的大崩溃终结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欧洲必须学习美国多次展示出来的经验：允许第二幕上演，到时候再让第三幕登台。就像通用汽车那样，底特律也必将走上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