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药企为何避谈高昂药价：拿了不该拿的

高昂利润的理由

为什么制药业可以将救命药定如此高价而获取令人错愕的利润？他们的回答通常会是一个行业的美丽故事。这个故事通常包括两个内容：一串研发成本数字和药物带来的社会价值。

新基公司就强调这样的事实：在美国，过去20年间制药业救助的癌症生存者的数量增长了1倍，从700万增长到1400万。“通过我们的方法，我们帮助了许多癌症患者进入长期可管理的疾病状态，并且获得治愈”；“就多发性骨髓瘤而言，过去10年间，患者的生存率提高了73%。以前，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就算花再多的钱也不能得到治疗，无法生存更久，更高质量地生活。”

随之，新基公司表示，这一切都不是白来的，制药业为此付出艰辛的探索——漫长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一项创新疗法从研发到最终使病人受益需要15年的时间。1万种化合物中只有1种能够通过临床试验，10种疗法中只有1种有可盈利的意义。”

瑞士诺华集团前董事长魏思乐曾写过一本名叫《神奇的抗癌药丸》的书。在书中，他列数了在研发格列卫(一种治疗白血病的靶向药物)的历程中，诺华如何以患者为第一位考量，不顾前景不佳的风险，催生新药的事实。不过，他清楚格列卫的定价——慢性期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4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2000~2400美元，加速期或急性转化期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6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3500美元——所引起的非议。

“我们确实同意那些认为格列卫定价颇高的意见，然而在衡量过所有因素和条件之后，我们确信此价位公平合理。”在比较了患者选择其他治疗方案时的成本后——异体骨髓移植19.3万元且并发症几率高，化疗、干扰素治疗的费用与格列卫相同且副作用很大——他如此表示。

魏思乐的辩解还有：如果将新药上市前置作业的各个阶段列入考虑，估计每一个新药的计划项目须耗费6亿美元。新药上架之前，所需时程则平均费时10~14年。“鉴于专利保护期限仅为20年，因此只剩下6~10年的盈利期，在该盈利期内，我们必须赚取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先前的资金与风险投入，以及进行企业再投资所需经费。如果失去了专利权保障，则产品价格将无法取得盈利的优势。无法获得预期的利润，就无法再投资于后续的研发。此事无关道德，也无关是非，纯粹是企业生存的逻辑问题”。

他期望社会公众认清制药业在某种角度上“也是商业经营，与微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或百事可乐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同样希望借由出售产品而获取利润。没有利润就不会有资金，不会有研发，不会有投资，到头来就不会有新产品。许多人往往忽略此一事实，而宁可站在短视的立场，只想用更少的钱买药。”

他的继任者江慕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持类似的观点。江慕忠说，“我们必须获得足够的收益才能进行研发再投资，以便开发新一代的创新药物”。

如此，高价和巨利似乎都是理所应当的。

拿了不该拿的

然而，新药昂贵的定价真的只是为了覆盖研发成本和奖励冒险创新么？现有的证据显示——不完全是。

最近，另一家跨国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陷入了麻烦。公安机关称，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其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该案涉及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涉案数额巨大，犯罪情节恶劣。”

据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的葛兰素史克中国区副总裁梁宏交代，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30%。在行贿链条上，上至工商、物价、人社等职能部门，下至中国基层医院、医生。有的卖一批药结算一笔钱，合作医生每人发信用卡，开药后第二天就把回扣打进账。当然，这所有的费用最终都由患者埋单。

在其之后，阿斯利康的员工也被警方带走。

这让中国公众大开眼界。尽管之前各大药企在美国屡因“不当支付”而受重罚，且犯罪地点多在中国，但是在中国他们始终免于追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葛兰素史克行贿门终于撕破了金身。

实际上，欧美的媒体对药企进行过系统的揭露和批判。玛西娅·安吉尔就曾专门写了本书《制药业的真相》。在书中，她指出：“药物价格并不由其研发成本所决定。相反，它是由它们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价值决定的。这话在我听来，就是他承认了该行业会不遗余力地将价格定得尽可能地高，并且这个价格跟研发成本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安吉尔还剖析了当时(2001)药企所谓的“8.2亿美元创造一个新药”的谎言，认为塔夫特药物发展研究中心一连串谬论的结果，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我估计，每一种药物的真正成本平均在1亿美元之下。如果它真的是接近8.2亿美元的话，制药业也不会对有关数据讳莫如深了。”

她发现，药企的很多成本都花在令人质疑的营销推广上。就像葛兰素史克做的那样，而并非真正花在研发、创新药物上。

另外，安吉尔认为，药企夸大了公司在药物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很多新药都是先由大学等研究机构发现的，然后将专利许可给药企，再进行临床试验推向市场。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副校长兼创新执行董事马克·克劳威尔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印证了安吉尔的说法。克劳威尔称，“在新药研发方面大学是发动机，甚至可以说是燃料”。

“2006年，美国的大学创办了500多家初创企业，其中2/3处在生物医药业。另外，美国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有2/3为大学所创设的。没有了大学，医药研发的生态系统或者产业链就是不完整的，而且现在那些大的药企的很多新药也是靠跟其他的机构合作得来，比如说从大学初创企业那里购买。”他说。

如果安吉尔和克劳威尔说的是事实，那么公众就为药物埋了两次单。

打开黑箱

近日，国家发改委对部分药企展开成本调查，涉及60家知名企业，其中包括安斯泰来、葛兰素史克等跨国公司。国家发改委表示，此次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和掌握药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价格及有关情况，及时制定调整药品价格。

事实上，不仅是政策制定者，社会各界都感到，药企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透明度。人们需要知道，制药公司到底在研究开发上花费了多少，以及一旦药物申请了专利并进入临床实验的时候，研发人员又跑到哪里去了；人们需要知道，在临床前阶段、临床阶段和市场研究阶段都花了多少钱；人们更需要知道，巨额的运营费用是怎么产生的，哪些是跑到了医生、官员的腰包....。。没有这些信息，人们永远也不清楚高昂的药价是鼓励了创新还是滋长了欺骗。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方面的意义尤其重要。目前，除了个别放弃产业追求的国家外，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制药业和控制卫生总费用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则是提高制药业的效率，将钱真正用在创新和创新的回报上。为此，中国政府将药品定价逐渐全部转向成本加成的方式，即在产品成本基础上允许合理的利润。这本为照顾供需两端的求全之策。可是，药物的成本却要靠企业自我申报。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一些时候，政府根本摸不清楚药企的成本是如何构成的，完全是靠企业自说自话，因此，很多定价也就难以做到合理，也很难真正起到激励创新的作用。

安吉尔则称，药物价格不仅要透明，而且要合理，并且尽可能对所有购买者都统一。现在这种让最没有支付能力的人支付最高价格的状况是不公平的。应当对价格进行某些管制。即使显著降低价格，制药业的利润仍然可能很高，尤其是如果它能减少推广支出的话。由于处方药最大的购买者是政府，它可以代表大家进行价格谈判和管制。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积极采取行动。新近颁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中强调，要“完善药品价格管理政策，创新政府定价形式和方法”。其中特别提到要“坚决查处药品购销中的暗扣行为”。这仿佛是当前大规模摸底调查、加大监管力度的行动宣言。

效果是明显的。在遭到调查后，葛兰素史克已经宣布，计划通过调整运营模式，降低药品价格中的运营成本，从而让更多中国患者获得高质量的葛兰素史克公司的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