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巡视组江西寻“老虎” 落马官员在狱中举报

面见“北京”的机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 董显苹|江西报道

6月25日凌晨3点多，年逾六十的周菊英与她的旧日同事一共30多人，“浩浩荡荡”地从抚州市临川区的家里出发。到达南昌市滨江宾馆四号楼时，还只是早上6点多钟。他们希望在这里见到中央巡视组，以抚州减震器厂股东的身份，要求临川区政府返还他们1000万。

位于南昌市东湖区爱国路216号的滨江宾馆四号楼，因为中央第八巡视组在此下榻而闻名。整个夏天，巡视组的部分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公开接访。

与官员的心境截然不同，访民渴望着这一次与“北京”见面的机会。而且，他们希望巡视组待的时间越长越好。

四号楼前的访民与工作人员

早上6点多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这个沿江的宾馆虽以浓郁的园林特色见称，但依然酷热难耐。四号楼前已经满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巡视组正式接访开始，每天如此。巡视组的接访从早上7点开始，周菊英和同事们凭身份证和上访材料排队取号，号票实行“实名制”，一天的会见不超过100号。

来自萍乡市的王林在巡视组公开接访的第一天就到滨江宾馆排队，“人太多了，人山人海的几百人在挤着排队，当天仅接访70人，根本轮不上。”他最后没有面见巡视组，但递交了材料。

虽然巡视组同时公开了邮箱和信箱，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放心，仍极力争取面谈的机会，而不是只递交材料。他们对于“面谈”有极高的期待。

为了能尽早与巡视组见上一面，一些访民半夜三四点钟便在四号楼前排起了队。一些访民为了方便，甚或抱着可能有机会私下碰见巡视组成员的希望，而选择入住滨江宾馆。整个滨江宾馆因此几乎天天爆满。还有一些访民就这样卷着铺盖露天住在四号楼旁边的马路边上，天天蹲点。

一位老太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已经来了三次，递了上访材料，但还没能跟巡视组说上话。

无论如何，访民们不愿错过与“北京”见面的机会。这显然比到北京的成本要低得多，“关键是真的能跟中央的人见上面”。

为使“面谈”能达到最佳效果，他们大多有备而来。写好“状书”，复印好材料，那是最基本的。举报材料的撰写亦与时俱进：大多以“中国梦”开始，中间是坚决支持中央“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决定，复而又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结束。

不少人拉着横幅，制好广告，像摆地摊的小贩，蹲坐在四号楼前一字排开，有的嚎啕大哭，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引起人们对自己命运的关注。

尽管巡视组在四号楼前贴出了“敬告”：欢迎反映领导干部有关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其他个人诉求请到江西信访局等有关部门反映。

但远离官场的老百姓所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仍与个人诉求有关，最常见的包括土地房屋的强征及补偿问题、对司法裁判的不满、医疗纠纷、国企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的背后，牵出的往往还是贪腐。

周菊英他们好不容易排上号，接着是长时间的等待。在燥热、嘈杂等待人群中，突然传来尖锐的争吵声，带着哭声。一位上访的中年妇女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她已经与巡视组面见了两次，当她第三次来要求面见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在这样的场合，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虽极尽克制、和缓，但访民的情绪极易激动。每天这样的冲突不断重复。

来自江西省各部门、各地市区县的维稳工作人员有相当规模，散见于四号楼前的人群中。“每个地方至少来两个工作人员，但实际上远远不止。”一位负责维稳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的压力很大，尤其是访民数量较大的地区，“苦不堪言”。在巡视组的来访登记上，能算出各地市访民的数量。他所在的市，前一阶段到滨江宾馆上访的人数排在了全省第四，“我们尽可能地劝他们回当地反映情况寻求解决办法，但愿意听劝的人不多”。

上述维稳官员坦言：“到这里来，解决问题的概率就高一些，解决得也更快更好一些。于是，现在上访人员多了一句口头禅：‘你不解决我就告到中央巡视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