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城镇化质量需要五大突破

必须在低成本运作上实现重大突破

成本运作是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低成本是过去我国城镇化的优势所在，更是今后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走过了英国200年、美国100年和日本50年的城市化历程，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功不可没。能否继续进行低成本运作，决定着未来城镇化的兴衰成败。

毋庸讳言，传统发展方式已经使高成本社会渐行渐近。而既有城镇化不断推高的运行成本正蕴涵着巨量风险。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高度重视成本运作，尽快化解两大潜在风险：一是不断高企的政府负债。据公开披露数据，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超过30万亿元，大体上债务率是40%。其中地方债务超过20万亿元。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增收乏力，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二是不断抬高的城市房价。调查显示，目前在城市买房的农民工不到1%。绝大多数农民工即使奋斗终生也买不起城市高价房屋。高房价成为农民工市民化望而却步、难以逾越的一堵高墙。这两大风险仍在累积。一旦上升为系统性的显性风险，将严重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降低成本、化解风险，迫在眉睫。

化解风险的关键是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创新住房、土地、户籍和公共财政管理制度，最大程度地谋求未来城镇化的成本优势。近几年来，许多地方围绕人口城镇化的实践探索，以及许多专家的理论研究都表明，建立“人房挂钩、人地挂钩和人钱挂钩”三个新机制，不仅可以遏制城镇化成本继续攀高，降低发展风险，而且能够形成城镇化红利与制度性红利的叠加优势。

第一，加快建立“人房挂钩”新机制。这是实现低成本运作的关键。高房价是影响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不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障碍，农民就难以在城镇长期立足。低成本运作的首要任务，是强化政府责任，千方百计降低农民工进入城镇的住房门槛，让城镇一部分房价基本适应进城农民工的承受能力。

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做到两条：一是更新理念。淡化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城镇住房的商品化概念，确立农民工住房的社会保障性质，明确政府对农民工居住权的保障责任。借鉴新加坡建设居民保障住房的成功经验，大规模推进保障房供给计划，真正让农民工“居者有其屋”。二是创新政策。在大量增加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工保障性住房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支持城中村、城郊村等组织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农民公寓；支持城镇农民工居住的小产权房转为大产权房；支持农民工自主购买住房并在首付比例、贷款利率、期限以及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努力走出一条多途径解决农民工住房的新路子。

第二，加快建立“人地挂钩”新机制。这是低成本运作的根本。目前城镇高地价和高税费在高房价中所占的比例超过70%。降低地价，潜力巨大。现有土地管理制度严重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突出表现在，农民参与工业化与城镇化在土地成本支出上的差距太大。农民参与工业化变成工人，只要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即可，几乎与土地成本没有关系，甚至可以说农民是面对零地价参与工业化。这也是我国工业化快于城镇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农民参与城镇化变成居民，绝对绕不开土地高成本这一难关。城镇土地成本之高、以及由高地价推高的高房价、高物价、高消费等，导致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过高，农民工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