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官员：保住18亿亩红线是一种理想 现实不太乐观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但李国祥到下面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

“对工业发展的冲动，以中部省份为最。为什么要搞工业化，为的还是税收，当然，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就业。”李国祥说。

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

2006年，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1/10以上。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数据，而全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在此之后。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6年7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这一数据至今未曾公布。

而根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该报告描述，城郊农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矿区周边农田遭受矿渣和有害采矿排水污染，工厂周边农田遭受工厂排放污水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

李国祥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相对而言，土地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长三角、珠三角；黑龙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为安全，那里的工业不发达，外资不好引进；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年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工业化冲动最强。“那些中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业。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时制止引进污染工业，还来得及改变现状。”

但在李国祥的长期调研中发现，地方的环保部门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若超标排放，罚完款之后继续排，执法部门则以罚款支付工资，解决经费问题。“我到广东的一个乡镇调研，乡镇下面的环保政策执法部门一共有30多人，哪有这么多预算养活他们，就是靠罚款过日子，养活政府官员。”李国祥说，“农业部门关心的是粮食产量，只要产量能保证，其他的则次之。”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

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粮食主产区也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普遍地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