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者”不断撞击美式价值观

“美国会千方百计报复抹黑自己的人”

美国国内关于斯诺登是英雄还是叛徒的争论，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来自瑞典的网民“Sam”这样说：“没有证据表明斯诺登确实已影响美国的安全，相反，他的诚实揭秘了美国政府的傲慢、自大和搞双重标准，对中国人的监听即是例证。他没有向美国的敌人出卖任何秘密。作为一名瑞典人、欧盟的5亿公民和自由世界的公民之一，我们感激斯诺登揭露美国安全局监视我们电子邮件、手机通话及隐私的行径。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位诚实和勇敢的英雄。美国安全局的行动违反国际法。”

在俄罗斯情报部门历史学家科尔帕基金看来，斯诺登是一个英雄。此前美国中情局曾有过这样的人物，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表明“他们内部对违反人权和宪法等行为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逃往苏联的马丁和米切尔，但苏联解体后再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科尔帕基金说，斯诺登未来的命运可能将是悲伤的，“美国人爱报复，他们会千方百计报复这种抹黑自己的人”。

历史上美国叛国者的下场并不太好。在美国，“阿诺德”是叛徒的代名词。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早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有战功，但后来却因贪图财富等原因叛变投靠英国。1781年末，阿诺德逃亡英国，20年后客死伦敦。美国人也在谈论斯诺登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复”。“俄罗斯之声”16日援引一个纽约妇女的话说：“我想，许多美国公民都希望保护斯诺登。他曾保卫我们的权利，他所做的是一种社会服务。”相关报道说，斯诺登目前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叛徒，但在部分民众眼中，他是英雄，他让民众知道被监视的真相。

研究美国制度、外交等问题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史泽华一直关注斯诺登个人的命运，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人爱自由，更爱国家”。在“棱镜门”事件中，斯诺登很难成为为自由而牺牲的英雄，而更容易成为叛国者。当然，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在任国务卿约翰·克里那样的前车之鉴，他从越战英雄到反越战先锋的人生经历最终被美国社会所宽容和认可。因为把对越作战的美国说成是“战争罪犯”，克里引起过“众怒”，但后来美国人对克里的立场转变，这背后又有足够强大的社会潮流支持。史泽华说，对待同一问题，社会情绪是有可能逆转的，公众舆论也是有可能挟持政府决策的。最近有报道称，奥巴马政府凭借“棱镜”项目成功挫败50起恐怖袭击图谋。在这样一种美国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担心依然可观的情况下，更多的美国民众既会赞叹斯诺登担当人权斗士的勇气，又会愤慨他的行为有悖于国家利益。

“世界唯一价值观”遭受质疑

叛国罪在美国是一种重罪。美国宪法严格规定叛国罪的定义但拒绝授予国会扩大叛国罪定义范围的权力：“背叛”只指依附“国家和州的”敌人，向敌人“提供协助和方便”，或与“合众国或州”作战。而“敌人”仅指合众国向其宣战的敌对者。任何有利于敌人的活动都可看做是向敌人“提供协助和方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削弱美国军队士气的无线电广播宣传也被认为是向敌人提供“协助和方便”。美国联邦和州的宪法要求政府证明被告为实现其叛国意图已采取明显的行动，并需有两个证人证明其公然的叛国行为，或本人公开向法庭自首，才能定性为叛国。在1795年至1960年期间，对犯有背叛合众国罪行的人进行公开起诉的案件大约50起，对叛州行为进行审判的案件仅2起。对独立革命中的英王同情者和南北战争中的南部同盟支持者几乎都未进行叛国审判。

但斯诺登到底是叛国者，或告密者，还是孤胆英雄？美国人很困惑。《华盛顿月刊》编辑丹尼尔·卢泽17日在《赫芬顿邮报》撰文称，斯诺登或许既是叛国者又是告密者。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进行的调查发现，23%的美国人认为斯诺登是叛国者，但31%的受访者相信他是一位爱国者。卢泽说，不管斯诺登所做的是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还是严重背叛国家利益的行径，我们都绝不能任由一个低级别的“安全合同工”做出这样的“道德决断”。

2012年底，当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时，71岁的丹尼尔·艾斯伯格出版新书《秘密》，披露他当年作为36名参与研究越战报告的专家之一，为什么反战并将7000多页“越战最高机密文件”曝光的内幕故事。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希望有人能做他当年所做的事情，带着机密文件去找国会和新闻媒体，告诉美国人布什总统想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相，“我知道这得冒相当大的风险，但只要能因此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冒险是值得的”。

约翰·克里、丹尼尔·艾斯伯格这样的“危险人物”和“反战分子”，在美国发动战争时还会公开地站出来，而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臃肿情报机构的美国，又会潜藏着多少个斯诺登？卢泽说，二战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约有85.4万情报人员接受最高级别的忠诚度调查，“我们至少支付750亿美元，为监视反恐、国土安全和情报的1200个政府组织和1900家私人企业提供资金”。据了解，美国每年约有70%的情报收集预算资金被用于支付并不为联邦政府工作的私人合同工的报酬，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斯诺登的出现并不特别出乎预料”。

关于叛国还是英雄的争论，也体现出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的窘境。美国人在问，到底还有多少个决定“颠覆自己不喜欢项目”的斯诺登？美国政府还在秘密运行多少具有侵扰性的安全项目？美国人其实看得很清楚，正如卢泽所说：“如果不改变我们国家收集情报的方式，我们将很容易看到更多与斯诺登类似的争论。”

咒骂和支持斯诺登的人其实都有各自的考量，这是美国人的自由。谈到“美国人的自由”，史泽华认为，对自由的适度限制是美国的制度之本。他解释说，公共权力机构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和主动权，在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实际上更多来自于国家的让与，而非像自由主义本质所要求的那样，权利与生俱来。

美国的优越感和价值观也在这场争论中被人谈及。美国智库欧亚集团负责人布雷默近日撰文说，美国应通过错误的“棱镜”改变过去的“美国例外论”。他认为，美国做出违法之举时必须更加坦诚，要放弃美国价值观是“世界唯一价值观”的假定，因为“见多识广的美国公民将对美国的实力和弱点做出更细致的评判”。【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温宪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丁廷立 金点强 柳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