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警车抓拍也是一种社会监督

在宁波上班的德国籍的丁先生日前因违章被交警处罚100元之后，心中郁闷难平。为了捕捉到交警违章证据，他追了警车一公里，终于得手。20日下午，那名没系安全带的交警被处罚。而丁先生妻子对此不无抱怨:“这事情闹的，干吗没事找事做，以后你不打算在北仑开车了，年检不想过了?”(6月23日《现代金报》)

丁先生“追了警车一公里”，尽管确实不无“赌气较劲”成分，且具体的“追车抓拍”行为也不无欠妥可议之处，但根本实质无疑仍是一种严肃的执法监督行为，绝非“没事找事”。一方面对于公民来说，它是一种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另一方面对于执法警察来说，又是一种必须面对的法定义务。如依据《警察法》，“警察执行职务，必须自觉地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

包括警察在内的行政执法者，在执法的同时自身必须首先严格守法依法，显然是一个最基本底线的行政执法前提，既是捍卫政府行政伦理品质的基本前提，也是维护保障执法效果和社会公信力的基本前提。有道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而怎样才能确保执法者真正“帅以正”、“其身正”，显然又不能仅靠执法者自身的自觉自控，更须强化来自社会公众强有力的执法监督。比如，像宁波丁先生这样勇于直面执法者、敢于与之较真较劲的“最牛监督”。

要想有效监督政府、约束权力，一方面固然需要呼唤“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但同时另一方面，对于广大普通社会监督者来说，敢于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行使监督权利，同样至关重要。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能像丁先生那样“人人负起责任”进行不依不饶的“最牛”监督，面对执法者的违法行为拒绝保持沉默，丁先生妻子对所担心的那些“打击报复”，是否还可能如想象中的那般猖獗?（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