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不应以“破案GDP”为破案目的

浙江高院负责人最近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一些反思。他表示，近期我国平反的一批冤错案其形成机理高度相似，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办案理念及长期形成的办案机制密切相关。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办案队伍的主流和业绩，对这些冤案愈加应该从理念上和机制上进行系统、客观的反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要分清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重在从完善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上认真剖析、改进和完善。

据《法制日报》5月22日刊载，浙江高院负责人认为，“反思应该从几方面入手。首先，过去发生重大命案，社会上人心惶惶，上级会对这类案件进行督办，时有层层下达限期破案的死命令。时间紧、压力大，主观和客观上出差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说，侦查人员都知道，只要口供突破，办案效率就会提高，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有的办案人员就会有意无意地靠一些刑讯逼供的办法来突破口供。甚至对已经发现的有利于被告人、可能证明其无罪的证据，也不愿随案移送。其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消了公安的预审建制。现在回过头看，侦查预审制度本身对刑侦队伍是一个必要的内部制约，它便于在侦查早期及时发现和纠正误判，及时调整侦查方向。例如杭州的‘两张冤案’和萧山的‘五人抢劫杀人冤案’，两个案子都是到了口供突破后，才发现侦查方向可能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