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谈军费管理革命：钱花得不对最要命

系统配置必然要求结构优化。利用PPBES的结构优化功能整合各军种建设资源，可以有效地克服各军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弊端，迫使那些“不顾效益而漫天要价的将军”从经济效益角度，思考国防和军队建设。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缩减了国防预算，但对新型力量建设投入却不降反增，纷纷对本国高端科技和新型力量建设进行超前部署；许多国家军队维持性经费比重不断下降，建设性经费比重显著上升，尤其是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信息化建设、特种力量建设等费用增加很快。

管理成本控制是提高管理效益的核心问题。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做过一项评估，武器装备技术升级比率为每年4.5%，照此计算，1975年美国一年的国防预算额，到2054年将只能购买一艘军舰、一辆坦克和一架飞机。事实确实如此，最初研制的轻型隐型飞机造价不超过1000万美元，而“B－2”隐型轰炸机价格为22亿美元；目前“宙斯盾”驱逐舰的价格为10亿美元，一艘“尼米兹”级航母裸舰为45亿美元，舰载机为100亿至200亿，而一艘即将装备美军的福特级航母裸舰的预计价格竟然高达140亿美元！如此算来，一个航母编队战斗群至少要花费几百亿美元。可以说，信息化建设成本高昂、装备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效益发展，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成本，保证军费向战斗力生成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投入，才能生成和保持战斗力。

因此，西方国家注重严密的成本效益分析，对每个军事项目都要用运筹学方法和计算模拟技术，分析出最优效费比。西方国家还实行军费全程管理制度尤其是军费监督制度，普遍加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刚性。

确保向“打胜仗”聚焦

西方国家持续数十年的军费管理革命，引发思考。

要占领资源配置效率制高点。环顾全球，谁能占领资源配置效率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未来的战争上赢得主动。在这场较量中，各国武器装备等硬件上的差距只是显性和表面的，而制度管理方面的落差则是隐性和内在的。我国国防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补差”和“跨越”的性质，资源需求矛盾特别突出。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效益型发展，舍此不可能真正实现强军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以加强军费科学管理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极为重要。如果不加快改革，就不可能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也不可能为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提供优质、量足和可持续的资源保障，就会进一步拉大与世界新军事革命先行国家的差距。

要冲破局部利益的藩篱。我国军费管理体制，总体上仍处于由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型阶段。军费资源统筹力度不够，预算方法有待改进，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依然存在。只有构建并逐步形成我国自己的规划-计划-预算-执行制度，并使之有效运行，才能冲破局部利益的藩篱，科学确定国防费规模和结构需求，确保资源配置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要走现代军费管理制度之路。西方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提高军费效益上，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现代军费管理制度之路。可以说，能否建立和运行现代军费管理制度，是能否大幅提升军费效益的关键所在。比如，以双重监督制度提升军费运行管理效益，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结合外军经验，着眼我军实际，我们应积极探索实施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的监督制度。（特邀嘉宾：国防大学教授姜鲁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