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 中国官员的压力和动力

东部——改革创新驱动发展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得益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超越一些西方中等发达国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范例。然而，经济高速发展３０多年后，环境资源危机开始集中爆发，迫使东部一些地区反思调整，甚至宁可降低增长速度为发展转型赢得空间。

经历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上海在全国率先进入转型关键期和攻坚期。尽管经济增速由连续引领全国到位居后列，上海仍坚持减少经济对房地产、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的依赖不动摇，每年主动淘汰的八九百项落后产能就拉低ＧＤＰ约一个百分点。

对此，当选上海市市长刚一个多月的杨雄代表说，落后产能所产生的ＧＤＰ其实是没有质量、没有效益的。不能只为了ＧＤＰ，把一些产业硬留下来。“我们不能被ＧＤＰ牵着鼻子走。”

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要求，到２０２０年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杨雄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把人民币产品的创新、交易、定价、清算功能尽快建立起来。

杨雄表示，上海今年将探索多项改革，下大力气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加强对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扶持。同时，还将加大力度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位于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的福建省，经济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落后。福建省省长苏树林代表说，新时期福建要缩小闽台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必须加快自身发展。这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有两项，一是产业发展，二是城乡建设。过去由于两岸关系的影响，地处对台前沿的福建，产业发展受到制约。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目前的发展环境条件已经根本改观，一定要抓住时机，把产业抓上去。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福建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说：“谈到民生有很多方面，概括地说，一个字是钱，两个字是公平，三个字是可持续。我觉得我们的办公室可以小一点，也要让孩子们看得上病，要让产妇有张病床。”

分析人士认为，地方党委、政府的主要官员在整个国家机构运转和管理经济社会发展事务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的施政理念和作为，他们根据地方具体情况对十八大大政方略的贯彻落实情况，对于整个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