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家庭资助贫困生 媒体追问9成捐款何处被截

深圳一个家庭自1993年始，资助1名井冈山贫困小学生，直到他初三毕业。后来孩子到广东打工，见面聊天时，孩子说“谢谢阿姨每学期提供的40元生活费”，捐助人顿感惊讶，寄给孩子的至少是10倍！而且写给孩子的信也从未被收到。（3月11日中国网）

400元捐款，到孩子手里缩水成40元。这种狠劲儿，令人瞠目结舌。要不是被捐助对象亲自找到捐赠者求助，真相恐怕只会随时间湮没。钱缩水了、信不见了，这还是“手拉手”一对一的捐助，据受助者说，当时他们班上有四五个同学接受了深圳好心人的捐助，但是到手的，都只有40块钱。令人脸红的是，“经初步调查，捐款缩水九成的事实为真。”

1993年的400元捐款，对贫困地区孩子来说，不算一笔小数目，一对一的捐赠还敢如此“操作”，不禁令人追问：此项活动究竟有多少善款被中途“打劫”？究竟是哪些人、哪些环节左右了善款的生死？弄清真相，是问责的第一步。然而，就算作奸犯科者都能得到司法与道德的惩处，因为善款不到位而被改变的孩子的命运，如何能重新来过？

做慈善，流通环节当然要涉及人力物力支出，合理成本分摊也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但即便是法律设置的比例标准相当宽松的美国，每年的慈善行政开支大概也只能占到募款总额的11%到12％。2012年年末，成龙慈善基金会被卷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账目纠纷之中。面对外界质疑，成龙基金会秘书长近日甚至表示，“成龙基金会是零成本慈善，不收任何管理费用。”管理费，不能让公共监督太纠结。

现代慈善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还涉及法律与专业。捐款当然需要“有偿流转”，但如何确定规则、如何监督去向，早就是当务之急。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约700多亿元，与前年相比降幅超过1成多。除了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之外，业内人士也直言，“不得不承认，郭美美事件后慈善问责风暴的滞后性，对个人捐赠的热情有一定影响”。眼下而言，除了关注红会等大型慈善组织，弄清九成捐款在何处被“打劫”等，也是重建慈善公信的必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