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中国政府加快现代化转型

“目前行政领域的一些交叉掣肘、权力寻租等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遗留问题有关，若不及时改革，将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黄仁伟说。

对于１０日披露的改革方案，上海市郊嘉定区某养猪场负责人顾忠发更关心有关食品、药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分工的表述。

“以前是‘一头猪、多头管’，出了问题监管部门之间推诿的现象不少。”顾场长通过电话告诉记者，得知机构改革方案的细节后，觉得“有惊喜”。

顾场长所负责的猪场每年有三成生猪出口、七成内销。他说：“出口猪的检验检疫主要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管理，农业部也有定点监督检查；但内销猪起码有四五个部门分管，一头猪从出生到家庭餐桌，猪的健康起码要有农业部、商务部、质监、工商、食药监来管，有时我们猪场工作人员自己也会糊涂……现在这样的情况将发生改变。”

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改革要终结的不仅仅是“一头猪，多头管”的尴尬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理顺政府职能，利用新制度、新规范的“乘数效应”，更大限度地服务市场经济主体，惠及民生。

一些企业家注意到，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等措施，使手续更便捷化，将惠及各种经济体，也包括外资企业。还有一些举措直接指向了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

“行政体制的一些瑕疵，也表现在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积累的一些新问题。不可否认已经出现了一些部门化、集团化的利益，需要依法治理。改革的细节，也将为深入防治腐败提供制度保障。”黄仁伟说。

而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中国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是顺应与外部世界发展关系的结果。

“我们的一些机构设置、制度设计在国内可行，但未必与国际接轨。一些大国也面临机构改革的难题，不少政府职能顺应时势变化也面临改革。”全国政协委员、国际法专家周汉民说。

“在改革方案的文本中，我们还注意到，改革方案中强调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尊重和维护宪法的权威，这意味着，中共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做法有其严格的法理依据。”周委员认为。

对于“为什么要改革”，舆论也还有一些疑虑。一种是“被改革”的机构部门有一种惰性，希望维持现状；另一种是过去的一些改革显效较慢，让人们对新一轮改革的前景产生担心。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表”设定于２０２０年，到那时也将迎来这个执政党的诞生百年。此番行政体制改革的启动恰恰把握了一个“时间窗口”，不改革或推迟改革，更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参与采写：马扬、徐扬、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