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把脉"中国陷阱"：经济最大的风险仍是金融

经济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经济学者把脉“中国陷阱”

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电（记者朱立毅、林晖）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过去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能给今天带来哪些启示？改革能否帮助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７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和李毅中等经济学者指点发展中的“高危因素”，把脉“中国陷阱”。

增长依赖投资拉动，最大风险仍然是金融

“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金融风险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总是依赖投资的拉动。如果新的城镇化再走老路，全国一窝蜂式地花钱、盖楼，就会产生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大量债务。

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关心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涉及金融风险。他说，重复建设就需要淘汰落后产能，但这会造成很多危害，首先带来的问题就是企业效益低下，支撑建设的贷款会出现风险。

李毅中坦言，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是个不争的事实。业界认为，一般开工率在７５％以下就属于严重过剩，但我国的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开工率都不足７５％，更严重的是，光伏电池开工率仅５７％，多晶硅仅３５％。

“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增长要有效率。”厉以宁说，如果投资过剩、产能过剩，增长没有效率，那么如何来偿还大量的贷款？地方政府的压力如何化解？

厉以宁担心这些风险容易促成金融危机。一个银行倒了就拖垮一批银行，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就断了一整条资金链，造成大量企业之间相互欠债，“这是我们要防范的风险。”

城镇化损害农民利益，社会难以保持安定

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看来，以往的城镇化过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城镇化’这个词热起来之后，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陈锡文认为，以往的城镇化有一些突出的问题，除了大量资源能源损耗、耕地占用过多、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可持续发展难题外，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滞后。

据介绍，与世纪之交的２０００年相比，１２年来我国增加了２．５亿的城镇常住人口，但他们绝大部分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陈锡文说，这些人在城市生活了多年，为当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身份问题，他们无法享受必要的公共服务。

“有一个词在中国被常常提到，叫土地财政，很多城镇的发展对土地财政过于依赖，这就会造成对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侵犯。”陈锡文说，对于失地后进城的农民工，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在其失地后有长远的生计保障，生活水平还能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如果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会成为贫民，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陈锡文提醒，从世界各国来看，如果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能实现社会平稳，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把城镇化作为富裕农民的过程。而如果城镇化剥夺农民财富、损害农民利益，那么城镇化的成果就不能持久，社会也很难保持安定。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需提防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３０００美元至１００００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很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２０１２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６１００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中国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此，林毅夫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大量人口无法找到工作，收入分配差距由此不断扩大。因此，重要的是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利用国家的后发优势，提升经济的竞争力。

厉以宁说，社会动乱、收入差距拉大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社会进入一个比较和谐的阶段。同时加上技术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我相信中国可以实现跨越。”

林毅夫表示，按照目前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的２０％左右，这和上世纪５０年代的日本、６０年代的新加坡、７０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韩国与美国的差距一样。

“从国际经验看，这四个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都在这个阶段之后实现了连续２０年７．６％至９．２％的年均经济增长。我相信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在克服许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国也应该有潜力维持２０年每年８％左右的增长。”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