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期待新一轮机构改革铲除“二政府”现象

乱象二：转移敛财职能，把下属单位变成“收款机”。一家企业去中央某部委办事，具体负责人以不符合条件为由拒绝办理，随即暗示附近有家中介公司，“比较熟悉业务申办流程”。企业听懂了，要花钱才能办成事。有些部门不方便、也不敢直接做的事，就让下属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去做，早已成了潜规则。

乱象三：政府、市场两头吃，中介机构变权力寻租“避风塘”。去年，秦皇岛中级人民法院原审监庭副庭长丁保军落马，就是因为在主办一起破产案时收受中介机构贿赂。一些中介组织已成公权力拥有者和购买者的两头牵线人。借道“中介服务”等第三方进行权钱交易，成了部门权力利益化的新形式。

乱象四：任职者非亲即贵，变成“养老院”和“家属院”。一些部门领导退休，首选去下属社会组织当会长或法人代表，已成一种“惯例”，一是变相延长了在职时间，二有大笔“活钱”可用。而组织中的员工，不乏子女亲戚，裙带关系纠缠不清。

乱象五：坐拥特权，级别不变，更像“官老爷”。去年，安徽省淮南市工商局38名干部被曝集体“带队考察”境外旅游景点，而这些干部竟然全都在当地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协会兼职，旅游费用由会员企业掏腰包。有的社会组织被主管部门授予部分行政、准行政等职能，像政府机关一样享受级别“待遇”。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引用一段俗语来概括：“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二元腐败”变“三元腐败”更具隐蔽性

“‘二政府’这个怪胎好比‘四不像’，政府和市场所有的毛病，它身上都有。”陈建国委员说。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全国性行业协会多数都是政府所创办，无论组织、领导还是经费、政策，都与行政主管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征夫委员认为，原来的腐败是由政府官员与行贿者直接操作的“二元腐败”，“二政府”出现后，变成了加入中介组织的“三元腐败”，腐败手法更加多样、隐蔽，也更难发现和查处。一些行业协会和鉴证类中介组织已成腐败多发区。

“‘二政府’所受约束少，披着合法外衣敛财，有时还让办事程序横生枝节。”全国人大代表、天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兰芝说，“一些政府干部转到行业协会以后，权力没少，责任心却少了。如果事情办不好，不用承担责任，政府拿他们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