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热议"减负难"：减不掉的负担 "打不死"的课外班

新华网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姚友明、马扬、魏蒙）学校这边“减负”，课外班那里却在“加码”；家长对课外班一面是颇有微词，一面又是趋之若鹜。

参加全国两会的几位吉林省教育界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透露，两会期间，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可能会再度成为代表们热议的焦点。他们向记者表示，目前的“减负”已经从一个教育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只有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让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中小学生才有机会获得一个“合理的负担”。

课外班风靡，减负难落实

更喜欢放假还是开学？新学期伊始，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小校长熊梅向她的学生抛出这个问题，却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答案。“很多孩子告诉我，开学反而让他们变得很快乐，因为与要参加各种辅导班的寒假相比，开学后，孩子们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不少。”熊梅说。

３月１日，正经历暴雪天气的长春市有超过９０％的中小学停课放假，狂风席卷着暴雪，在马路上，记者依然能看到许多背着书包、匆匆赶路的中小学生。“这些都是我的同学，数学班、英语班、国际象棋班、绘画班……看，爸妈上班，不上学的我们也要‘上班’。”一名初二的男生面对记者，索性自嘲了一番。

３月２日正值周末，长春也迎来了雪霁初晴的好天气，中午时分，小学一年级学生吕沛萱正在妈妈的带领下在文化广场玩雪，“我不知道为什么来玩雪的伙伴这么少，可能他们都去上补习班了吧。”吕沛萱说。

小沛萱的妈妈梁女士一边拿着家用摄像机记录着女儿玩雪的画面，一边也向记者表达着担忧：“我的很多朋友现在周末都把孩子送课外班了，如果我也送，小沛萱的童年将会缺少很多欢乐，不送吧，我又害怕孩子将来跟不上。这次两会，我期待国家能出台一些政策，好好治治课外班。”

据了解，长春市教育局很早之前就对课外班问题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电话，关于取缔“课程提前班”“课后补习班”的行政命令也下达过多次，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其实有些课外班就不是懂教育的人在做。我们这边‘减负’了，放学后家长转手就把孩子送到课外班，这负担还是减不了。”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校长宋戈说。

竞争提前、家长期盼？什么导致了“减负难”？

２月２５日，长春市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长春市就针对中小学生“减负”出台了十项新规：学校不得随意增减课程及课时、不得挤占音体美等课程的教学时间、不得随意增加教学难度和赶超教学进度等内容在列。

但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潘永兴告诉记者，“减负”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仅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减负”问题。

潘永兴向记者介绍，现在的学校其实并未给学生太大的压力，学生更多的负担来自于他们的家庭。“实际上，‘４２１’的家庭构成、望子成龙的心态和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都是导致如今学生课业负担重的原因。学校在这边‘减负’，家长在那边加压，这问题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说。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李桢表示，“减负难”的成因很复杂。“现在‘得到好工作就得上好大学，上好大学就得上好高中’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也是社会竞争前移的一个标志。”

“持久战”“组合拳”，标本兼治才会找到答案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学生、家长、政府官员和学校校长在看待“减负难”问题上有很多共识，他们中很多人都向记者表示，仅凭政府、学校、学生家庭一方或两方的行为，很难在“减负”上破题。

“‘减负难’表面上看是一个孤立的教育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往近了说，这个问题与教育资源均衡化、社会竞争前移以及家长的从众心态有关；往远了说，它与社会评价体系、社会分配制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桢说，“有些东西并不是靠行政部门和学校就能主导的，这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只有靠政府对从入学到高考重新做一个系统设计，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潘永兴则表示，要找到中小学生“合理的负担”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打“组合拳”、打“持久战”，让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实现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我对这个问题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我相信我们会最终找到答案。”他说。

“其实‘减负’也并不是把课外班全部‘打死’。”李桢补充说，“合理的课业负担是必要的，况且，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