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部制改革以职能转变为核心 继续简政放权

□对话

减少编制才是改革

郑永年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行政层级调整空间大

记者：要开两会了，作为中国研究的资深专家，您最关注什么话题？

郑永年：大部制改革是我关注的一大重点。这些年大部制一直在做减法，但大部制是不可能一直减下去的，那不切实际。中国那么大，需要比较多的部门。一些部门微调一下，但这个空间已经比较有限。

记者：怎么改比较好？郑永年：我觉得行政层级的调整有很大空间。比如地级政府能不能撤销，五级政府能不能回到三级呢？横向的已经到顶了，而纵向的空间很大。更重要的还是大部制改革的实质。过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虽然在改革，人员却一直在增加。把原来几个办公室的人放在一起干活，这不叫改革。如果10个办公室解散了5个，人少了，那叫改革。

向社会分权才能缩编

记者：怎样才能减人？郑永年：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向社会分权。过去大部制改革比较有成效的时间，是伴随着向企业分权，很多部委取消了，如纺织工业部等都企业化了。大部制改革本意就是要建立规制性国家，政府负责制定规则，但是不插手太多，分权给社会，让社会去做。

记者：有一些事业单位要企业化？

郑永年：中国的事业单位仍有行政级别，架构也仍是类似政府部门。可以参考类似新加坡的法定机构的性质，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向企业靠，这方面进展说实话并不大。另外，也需要公务员队伍更专业化。政治官员带领团队，但要尊重技术官僚或技术团队的角色，领导不能拍脑袋决策，或不懂装懂。跟中国希望达到的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相比，缺的就是这个。

体制改革才能释放红利

记者：改革的方向在您看来明确吗？

郑永年：改革要做什么，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并不明确。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发展也是红利，但要求发展，就必须还是改革。不谈改革，发展会成空谈。只谈发展而不谈改革也易导致GDP主义。实际上体制改革才是最重要的，也能释放红利。如不改革，一直积累下去，以后的政府可能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