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对“人口红利”拐点无需悲观解读

红利期结束是发展必然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原因何在？马建堂表示，中国劳动人口变化的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口出生的变化有关系。专家同时指出，人口红利期结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大陆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蔡昉称，即使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生育限制，也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放开生育限制之后，中国也不会在生育率上有特别显著的提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国际经验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她说，“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本身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

对红利拐点不必过度恐慌

人口红利消失，将引发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报酬上升、社会负担加重等阻碍经济增长的负面情况。但凡事有弊亦有利，专家指出，对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甚至消失不必恐慌，它未必是坏事，相反，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

“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张茉楠认为。

转型的关键，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借鉴世界一些主要经济体成功转型经验，蔡昉表示，他们的经验提示我们，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跨越，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终将要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同时，中国目前还有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巨大潜力。蔡昉说，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包括三个主要来源。第一是来自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如果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第二是来自教育资源的扩大。随着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人口的能力相对提高，意味着可通过扩大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第三是来自劳动参与率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