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