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只有通过政改 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警惕极端思潮、僵化教条破坏社会共识

本报评论部：观察影响共识凝聚的原因，既有转型期价值多元带来的纷扰，也有贫富差距过大、公信力下降等原因。从您的观察研究看，当前应从哪里突破才有力、有效？

俞可平：前面说到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健全，是一个突破口。另外，还要解决好诚信问题。当下我国社会诚信流失严重，首先体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一些部门和地区陷入了“塔西陀困境”：无论你做什么，甚至做得很好，民众也不会信任。其次是社会信任严重缺失，典型的是“仇富”现象。

没有信任，就没有共识。在重建社会公信力方面，党和政府要起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来增强社会诚信。扩大竞争性选举范围、推进协商民主、增强政治透明度、提高民主决策水平、清除腐败特权、严格依法行政，这些都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本报评论部：从社会文化思潮的角度看，我们当前需要树立什么样的思维、思想，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团结？

俞可平：从全社会来讲，要形成崇尚理性的社会风气，阻止极端思潮和极端势力的蔓延。极端情绪是社会共识的天敌，而极端情绪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容易产生和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平等主义等，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的影响，它们是社会共识的最大障碍。必须从制度上阻止极端思维影响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从领导干部来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前我们的思想解放还不够彻底，僵化教条依然严重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一些人，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还自觉不自觉地用陈旧过时的理念来分析观察。对一些新的观念或做法，有些人不问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否有利于社会政治的进步，而首先看本本、讲教条。他们忘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

本报记者吴焰李强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