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只有通过政改 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曾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而受到关注。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关口。今年初推出《敬畏民意》一书，就如何创建和谐社会提出“善治”概念

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

必须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

只有在不同声音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共识

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社会共识最大化

极端情绪是社会共识的天敌，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容易产生和发展

改革、发展、稳定，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共识

本报评论部：我们时代最需要凝聚什么样的共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优先排列顺序。作为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治理的政治学者，您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俞可平：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共识，这个问题非常好，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交流。

我认为，首先是改革共识。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挑战，任何否定改革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但还需认识到，改革需要向纵深推进，更加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本报评论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把公平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一个重点。

俞可平：我对此也很高兴。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更好实现公平正义，使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之路。

第二个共识，是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当然，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并未定型，还有许多挑战，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第三个共识，关于社会稳定。对处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稳定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稳定观，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努力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推进民主法治，扩大参与权利，既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